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故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被授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稱之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國父,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創始人之一。在他的執政下,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以來,由一個落後的亞洲小國,發展成為經濟繁榮,政治有序,社會穩定,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國家。新加坡高度的經濟發展,廉潔高效的政府和舒適優美的環境贏得了整個世界的讚譽。

新加坡長期由一黨執政,有英式的議會制度,民主選舉制度,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走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包括鄧小平、胡錦濤在內的多位中國領導人都曾提出借鑑新加坡。而時至今日,中國在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後已經崛起,新加坡也提出要與中國互學互鑑。《堅雜誌》就中國可以從新加坡模式中借鑑哪些東西,訪問了一些學者,分期刊出。

文:文武

新加坡的成功發展經驗,絕對值得中國借鏡。
新加坡的成功發展經驗,絕對值得中國借鏡。

呂元禮教授任教於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呂元禮教授任教於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呂元禮認為,新加坡模式跟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模式有相似之處,即使在今日,新加坡仍然有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

對新加坡有深入研究的呂元禮稱,李光耀早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已經預測到中國的騰飛,他說:「1974年李光耀曾對當時的印度總理說,你別看中國現在的經濟很差,但是只要:第一有穩定的社會環境,第二有信得過的官僚(指廉潔及有能力),第三有自由市場經濟,同時以社會為依歸,就是一方面搞市場經濟,同時強調社會第一而不是個人第一,有這三個條件,中國不僅可以和香港、新加坡這些城市地區和國家相爭,甚至可以和日本競爭。他說,這樣的時候就要到了,不遠了。1974年是文革的末期,經濟比較差,他卻預見到中國會發展騰飛,果真1978年就發展起來了。」

社會穩定發展三大條件

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的創黨成員之一,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建國後長期執政。
李光耀是人民行動黨的創黨成員之一,人民行動黨自新加坡建國後長期執政。

呂元禮認為,李光耀所說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信得過的官僚,市場經濟加社會第一,就是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很強調社會穩定,不能亂。新加坡也強調精英主義,要求領導人廉潔而且有才有賢,他們講究任人唯才,任人唯賢。新加坡也是搞市場經濟的,市場自由度一直排在全球前列,但跟西方社會不同,新加坡一直講求社會第一,而不是個人第一。當然,社會與個人必須大體平衡。新加坡在強調社會的同時,也越來越注意「尊重個人」。

呂元禮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能夠騰飛,李光耀所講的那三條也是很基本的,第一社會要穩定不要亂;第二官僚信得過,中國大陸的官僚很多還是很有本事,中國現在也在搞反腐敗,官員必須廉潔能幹;第三中國也搞市場經濟,也強調社會高於個人。這個是中國發展跟新加坡有相通之處。

改革開放 中新有相通之處

如果從主義的角度去看,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加坡也有相通之處,呂元禮指出,新加坡有三個主義,第一是實用主義,第二是精英主義,他們也叫人才主義,第三是儒家自由主義,儒家文化的底子,加上西方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主要表現在經濟上的市場經濟。

呂元禮認為,李光耀與鄧小平之間有相似的地方,特別是實用主義。鄧小平有三個「論」,一個是「貓論」,一個是「摸論」,一個是「不爭論」。鄧小平的「貓論」是,不論白貓黑貓、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李光耀有一個「行得通論」,就是一切以行得通為原則,他認為制度不是因為好才可行,而是因為可行才好。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於機場親迎。
1978年11月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於機場親迎。

鄧小平的「摸論」,說的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李光耀有一種說法,制度不是製造出來的,而是生長出來的,所以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愛因斯坦那麼聰明的大腦,也設計不出一個完全符合現實的制度,他說像鞋子一樣,再聰明的鞋匠也製造不出一雙完全合腳的鞋,那怎麼辦呢?你可以把鞋先穿一穿試一試,老鞋子越穿越舒服,這是一個「鞋論」。不能完全按照一個理念,製造一個制度,應該邊做邊學,這跟鄧小平的「摸論」差不多。

鄧小平的「不爭論」,是說不要在姓社姓資方面去爭論,要在實幹中達成共識,這一點很重要,他不太主張空談,比較注重實幹,往往通過常識達成共識,比如他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以三個有利於來判斷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樣一講大家能接受,因為他講的是常識。李光耀也有一個說法,讓我們提高生產技能,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讓後人來評判,他其實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把握平衡。

安居問題 當作政治問題處理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在英式的議會選舉制度下,長期執政。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從建國至今風雨不動安如山,這與他們高度重視解決安居問題,注重讓人民從經濟發展中受惠有密切關係,同時亦與人民行動黨在執政時注重天理、實地、人心的平衡,政策正當性、合理性和認受性的平衡有很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民行動黨具有與時並進的精神,不斷地自我完善和調整。

呂元禮認為,新加坡在解決安居問題等民生事務的做法,有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就十分留意新加坡的組屋,有一本李光耀傳記,提及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拍了很多組屋照片,別人就問鄧小平說,拍一個地方就可以了,為何每個地方都要拍呢?鄧小平回答說,我不到處拍可能別人不相信,以為只有一個地方有組屋,這就說明組屋給鄧小平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呂元禮認為,新加坡之所以住房問題管理得好,是把住房問題看作政治問題。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一進門就寫杜甫的三句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他說:「為甚麼新加坡黨(人民行動黨)能長期執政,風雨不動安如山?確實是因為大庇天下寒士。」

保衞財產就是保衞家園

李光耀當年上台後就想,如何讓自己黨長期執政,他發現各國首都的選民都傾向投票給反對黨。新加坡是城市國家,首都就是國家,如果是這樣的話,人民行動黨就有可能落選了。

新加坡重視讓人民有屋住。
新加坡重視讓人民有屋住。

李光耀又發現人們對買來的房和租來的房態度不一樣,對買來的房比較珍惜,所以他說產權意識是與生俱來的。他又發現當人們沒財產時,街頭發生暴亂,路人都會參與。但有了財產之後就不一樣,六十年代新加坡也有暴亂,人們擲石頭砸車子,但有一個人沒有砸,那人把自己的電動車(電單車)抱起來拿回家。電動車是抱得動的,而房子是抱不動的,所以李光耀說,你要人民保衞新加坡,讓每個人每個家庭有值得他保衞的財產才行,否則就是保衞富人。然後李光耀說,你要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沒有甚麼比給他房子有效,他沒有房子時傾向投反對黨的票,因為他想變,有房子了就會投給能讓房子保值的政黨的票。所以新加坡政府建了很多安居房,特別是他們建的主要不是租的房,而是老百姓能買得起的房。

有一年李光耀見到一名空姐,問她買房了嗎,她說買了,剛好是李光耀的選區,建了一幢特別好的組屋,空姐特別高興,李光耀馬上說,下次大選時你要記住這件事。呂元禮認為,新加坡的這些具體的政策,中國可以借鑑。

新加坡確立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李光耀獲授的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李光耀獲授的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2011年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為60.14%,是1965年建國以來最低的一次,但前一年新加坡的GDP增長達14.5%,廉潔排名並列第一名,但反而得票率降低,人們認為新加坡進入新常態,老百姓再不滿足於安居、發展,老百姓希望有更多平等、參與、制衡、自由、幸福。

大選之後新加坡調整了政策,他們比較務實,放軟身段,適時而變,與時並進。從過去更多的資本主義做大蛋糕,變成更多的社會主義分好蛋糕,新加坡富裕但不均,貧富差距比較大,普通民眾感到不滿意。2011年大選之後,大約2014年他們搞了一個建國一代配套,把1949年底以前出生的,1986年底以前成為新加坡公民的那些人,稱為建國一代,給他們優惠,看病、買東西、坐車都有優惠,這樣每個家庭都有建國一代,都能受惠。

經過這些政策調整,2015年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的選票提高了將近10%,變成69.86%。當然增長的原因很多,包括李光耀去世,建國五十年宣傳,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調整,調整的政策還包括,李光耀強調精英,李顯龍則改為強調小人物的貢獻,人民行動黨本來一直沒有提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但2013年黨大會時明確重申宗旨目標是民主社會主義,但他們同時又強調不搞意識形態,不會大張旗鼓地說民主社會主義,但他們有這種想法和理念,政治從偏右走向中間偏左,更多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但他們也反對極端,在動態平衡中前進。

新第四代領導人嘆守業難

呂元禮指出,近一段時期,新加坡社會也對政府有較多怨言,因為政府施政出了一些事情,一是國民服役出了很多事故,新加坡國防部長要在國會解釋為何出這些事,是否政府有失職,懈怠了。還有愛滋病人的資料洩漏了。郵差送信不送到用戶手上,扔到垃圾堆,也引起民眾的不滿。為此,新加坡第四代領導團隊的同儕之首,財政部長王瑞杰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創業難,守業更難,再難也要守好,不光是保住,還應該精益求精。王瑞杰的文章入情入理,政府施政接二連三地出事,要問責,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管好這些事,另一方面也不能一有事就要把負責的部長撤掉。因為撤掉部長表面上看起來很認真,但更關鍵是要把問題的根源找清楚,看怎麼改進。也不能說一有事就不敢做事了,更要防止進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狀態。

中國近年經濟上的高速發展,也同時帶來了不少管治、民生等社會問題。
中國近年經濟上的高速發展,也同時帶來了不少管治、民生等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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