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965年建國後,引入英式議會和選舉制度,但人民行動黨仍可以做到長期執政。在人民行動黨的長期執政下,新加坡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由發展中國家變成發達國家。新加坡是中國以外,華人為主的唯一國家,有與中國內地相似的地方,而新加坡的經驗是否也有值得中國參考和借鑑的地方呢?

文:文武

陳偉強認為,英美的民主制度缺乏效率,未必適合新加坡。
陳偉強認為,英美的民主制度缺乏效率,未必適合新加坡。

理工大學講師陳偉強。
理工大學講師陳偉強。

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講師陳偉強認為,以英美為主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一般認為是透過選舉制度,以監察政府,減低可能出現的獨裁統治,所謂的獨裁,某種原因是擔心獨裁者個人本身的能力不足或品行較差。李光耀接受英國劍橋教育,他在新加坡建國之初,基本上引入了英式的政治制度,但同時,他亦警覺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也存在不適合新加坡的地方。英美的民主制度有一個缺點,就是缺乏效率,即使總統或首相多有能力,品行多高,但意見很多,反對聲音太大時,往往就會錯失很多良機。比如,美國至今沒有高鐵,而中國內地已建成較完善的高鐵網,美國也很想要高鐵,但建設高鐵需要經過很多諮詢,可能許多人不願意搬遷,所以高鐵一直建不起來,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不足之處。

新加坡用英式選舉 行強人政治

李光耀的理念就是要減低反對聲音,無論是新加坡本地,還是國際社會。
李光耀的理念就是要減低反對聲音,無論是新加坡本地,還是國際社會。
Philip Bowring(圖)當年被李光耀告上法庭。
Philip Bowring(圖)當年被李光耀告上法庭。

李光耀看到這些問題,他選用了英國式的選舉制度,取得民意授權,然後施行強人政治,但同時強調精英主義,要由社會精英中的精英去執政。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有一個特點,就是扼殺了言論自由,不讓社會過多地批評政府,因為批評政府會打亂政府的效率,阻礙了政府施政。有一些例子可以看到,李光耀限制言論自由的手法與別不同,他用誹謗罪檢控,告到相關人士破產,然後讓他們銷聲匿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遠東經濟評論》的Philip Bowring(毛孟靜老公),當年曾諷刺李光耀,就被李光耀告上法庭。李光耀的理念就是要減低反對聲音,無論是新加坡本地,還是國際社會。這樣做可以提高他們的執政效率,反對的聲音越小,就可以越快見到施政成效,只要做得對就不需要過多的諮詢和討論。從結果去看,李光耀是成功的,新加坡在建國後的很短的時間內,從資源不足,發展到今日的成就,許多人認為新加坡現時已超過香港,並且建立起一套新加坡自有的制度,李光耀可以說是上世紀出類拔萃的政治家。在李光耀建立制度之下,只要政府的官員有質素,他的繼任者就算沒有李光耀那樣高瞻遠矚的遠見和能力,也可以做到穩定局面和守成。

人民願為經濟民生犧牲言論自由

陳偉強認為,李光耀建立的政治制度之所以會成功,與新加坡的社會組成有很大的關係;新加坡社會以華人為主,許多國民有中國人的傳統思維,華人重視安居樂業,重視民生,政府給了他們安居和良好的民生,他們願意犧牲言論自由,也可以不咀嚼香口膠,不飲可樂,甚至也願意要交較高的稅,其實新加坡政府幫每個國民都規劃好了他們將來的生活。新加坡有很多人覺得,如果可以生活在一個水平高的地方,犧牲自己的個人自由,也是心甘情願的。這一點與中國內地有些相同,有很多學者研究,過去二十年中國內地很多中產階層願意犧牲自己的自由,換取自己可以得到經濟利益,或享受社會穩定的成果,願意因此而減少人權、民主、自由,所以中國內地對政府的反對聲音也不高。

陳偉強認為,新加坡的選舉制度也有其獨特的地方。雖然新加坡有選舉,但一直以來,在李光耀長期執政下形成的、具有一種得天獨厚的、人民行動黨的資源是一黨獨大。選舉時,他們的選舉機器的運作或資源和政綱都比競爭對手和反對派更容易吸引到人,具有較大的優勢。這種情況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選舉制度有所不同,也因此,西方一些人認為新加坡的選舉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制度。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有點像俄羅斯,普京也是用選票取得人民授權,他的支持度也很高,達至六成。而普京的手法也一樣,限制言論自由,但普京對付政治對手的手段比新加坡更嚴厲。

西方民主選舉結合專政政權

李光耀接受英國劍橋教育,引入英式政制。
李光耀接受英國劍橋教育,引入英式政制。

俄羅斯和新加坡都有選舉制度,陳偉強說:「我相信他們用這種選舉制度的好處是,即使在選舉中被人看到大黨資源比其他競爭對手具有優勢,但始終經過選舉洗禮,有民意授權,相對於其他的所謂一黨獨大或一黨專政的政權,相對來說認受性會大一些,有了人民授權就沒有那麼多批評,他們是將西方傳統的民主制度,同專政政權結合了的。」

陳偉強說:「我們不應忽略新加坡的成功,她地方小,在教育、經濟、社會福利、醫療等方面都搞得不錯。」

但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引入新加坡式的選舉制度有相當大的困難。原因之一是新加坡只是一個城市型國家,教育水平很高,而中國內地卻是大國,地區之間的發展很不平衡:「北京、上海的教育水平高,但許多農村地區的教育仍然較薄弱。」在此情況之下,要照搬新加坡式的選舉制度,困難會很大。

中國農村地區落後不宜選舉

陳偉強說:「我曾去過中國內地鄉村觀察村長、鄉長的選舉,存在黑金政治,甚至暴力選舉的問題。可能中央政府在十多年前已經看到這樣的問題,所以鄉村選舉的試點後來停下來了,內地情況十分複雜。」

陳偉強指出,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也有時代的因素,當時正好遇上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的契機,新加坡乘勢經濟崛起,由發展中國家變成已發展的城市。中國內地目前仍屬發展中國家,許多農村地區仍較落後,社會民生仍有待發展,現時去搞選舉會存在一些困難。

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的政治在過去幾十年,多多少少有與新加坡之間互相借鑑,李光耀和鄧小平對談,鄧小平參考了李光耀的智慧,李光耀也學了內地的一些事。中國內地也發展出一套中國模式,在西方學術界也有些人在捧,其中也吸取新加坡的一些優點,完全走新加坡模式,沒有這樣的條件。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可以先從局部試行選舉,例如黨內選舉,國企或公營機構內的選舉。

新加坡高薪養廉 值得借鑑

新加坡是全球最廉潔的國家之一,這一成果與新加坡的高薪養廉等制度有關,新加坡也成功引進了英國式的普通法體系,建立了法治國家,陳偉強認為,中國可以借鑑新加坡的廉政和法治。
陳偉強指出,新加坡的廉政建設曾經不如香港,上世紀九十年代,新加坡向香港學習廉政建設,現在,新加坡的政府廉潔已與香港並駕齊驅,甚至有可能已超過香港。過去,中國內地也曾向新加坡學習廉政建設,其中一個焦點就是「高薪養廉」。

內地長期存在一個問題,政府官員工資太低,很難抵禦金錢的誘惑,因而也有不少認為,中國內地可以借鑑新加坡,大幅提高中國內地官員的薪金,以杜絕貪污問題。同時,也有必要建立具有高透明度的官員申報制度,讓內地官員的收入攤在陽光之下,有利於中國內地建立廉潔的政府。陳偉強認為,中國在廉政建設方面,可以參考新加坡的一些做法,中國內地不僅官員存有貪腐的問題,甚至連學校的校長、教師,醫院的醫生也存在貪腐的現象,其中一個原因,可能與工資過低有關。

確立法治社會重建人民信心

新加坡的法治社會也值得中國內地借鑑,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過去經常存在一種現象,地方的民事官司,經濟糾紛、田地爭拗,鬧到法庭上,輸贏往往要看當事雙方哪邊與地方官或法官的關係較好,因為地方官可以影響到地方法庭。但新加坡就不存在這種情況,新加坡引入英國的普通法體系,普通市民面對的司法問題,如果不涉及重大的政治問題,一般是比較公正的。新加坡的國民對新加坡的法治的信任感較高。相反,中國內地則存在對法治信任感不高的問題,一部分有錢人,因為對法治缺乏信心,想要拿外國護照,將資產轉移至國外。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應借鑑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在民生或民事糾紛中,顯出更大的公平,讓普羅大眾建立起對法治的信心,更願意安居樂業。按中國內地的現實情況,民主的發展可以慢一些,但法治則需要改善。陳偉強認為,新加坡之所以能建設成目前的法治社會,也有其歷史背景。新加坡原本屬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受英國殖民統治,因而有英國式的普通法體系。李光耀本人在英國讀書時,學的也是法律,從這方面看,也反襯出新加坡本身的發展也需要法治。

陳偉強認為,新加坡的法治社會值得中國借鑑。圖為新加坡法院。
陳偉強認為,新加坡的法治社會值得中國借鑑。圖為新加坡法院。

普通法原則融合儒家傳統精神

新加坡是華人為主的社會,存有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陳偉強認為,儒家思想本身與普通法並不相矛盾,反而更容易互相融和。普通法與大陸法不同,大陸法判案均根據法律條文,寫得清清楚楚,相反,普通法則看過往案例,顯得較為彈性。中國傳統社會,以行政官員兼任法官斷案,包青天不僅是審判官,更加是地方行政首長,但中國人傳統上不喜見官,遇到有事喜歡找鄉紳里長解決,不希望每件事都依照法律條文硬崩崩地去解決,所以,普通法在中國人的社會會比大陸法更容易與社會融和。

陳偉強認為,中國內地雖然是大陸法體系,與新加坡的普通法體系有所不同,亦不同於新加坡以普通法融和傳統華人儒家思想社會,但中國內地可以思考如何進一步完善法制,建立法治社會,這對穩定中國內地的社會會有較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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