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偉權在香港長大，後來偶然有機會到內地讀書，畢業後便在廣州發展，由助理實習生到律師行合夥人，他認為不能用香港的標準看中國。40年發展，中國現在的法律體系，在進步的空間裏加強了糾錯能力。未來香港只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中國城市，若能配合國家的發展，才能找到自己正確的定位。
文：周 萱 圖：黃冠華
余偉權在香港看TVB長大，對律師行業特別鍾情。他說，當初選擇法律專業，其實都是小時候受TVB的影響，當年看到電視劇《壹號皇庭》感覺做律師好有型，所以大學時就選擇了讀法律。畢業後他回到香港工作一段時間，但發現兩地在法律上太不同，於是決定回內地參加司法考試，順理成章做了律師，在內地執業。
見證國家法律體制進步
余偉權說，當年內地法治還處於初步發展時期，所以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專業形像上大相逕庭。內地第一批做法官及律師的，很多都是軍人，當時公檢法系統的人坐在一起，都是穿軍裝。經過40年發展，內地法制發展進程很快，以廣州中級人民法院為例，法官最低學歷都必須是研究生，且要先任法官助理。地區法院比如海珠區、天河區等都要法律本科學歷，整個法官的知識水平及對案件的理解水平都提高了很多。
余偉權在內地從事法律工作超過10年，親眼見證了國家法治的進步，現在內地一線城市如上海、北京、廣州等，律師的形象與香港也沒有甚麼差別，只是在不同的法律體制工作而已。
內地法制已邁向公正透明
余偉權覺得法律專業地位越來越受尊敬，越來越受重視，國家也在推動法治環境建設，其中就有要求所有的政府部門都要有法律顧問，提供法律支援，政府機構作出行動前，首先要資詢法律顧問意見。他還說，國家對法治的理解及進程，並非許多香港人想像的那麼低。隨着數字科技及網絡科技發展，國家目前已將全國各地四千萬份法律判決書放上網，供民眾公開查詢，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司法的透明度、公平性。由於香港使用英美法系（普通法），核心是以「案例」參考為基礎；不同國內成文法以具體法律條文為依歸。余偉權認為，兩種體制沒有絕對的落差，未來勢必趨於統一。
余偉權說，內地法律會逐漸走向成熟，走向越來越公平公正。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不完善，不可能經濟發展如此快；沒有法治制衡，怎會有人去投資？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必須有巨大公正的法律體制支撐。
港人身份沒有特別優勢
雖然比較早進入國內，但余偉權從來沒有覺得香港人身份有甚麼特別，他承認香港同學頭腦會比較靈活，更懂把握時機，但與內地同事都是平等成長，大家有機會就奮進。
做實習生時，余偉權在一間比較小的事務所工作。當時他就下定決心，如果執業時就必須去一間大型的律師事務所，確保事業有更好的發展。余偉權努力地去實現自己的人生規劃，當實習完畢後，幸運地被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取錄聘用。據內地規定，做滿三年就可以做律師行合夥人，不知是事有湊巧還是機會總留給有準備的人，余偉權工作三年後，剛好知道有一間律師行要進行擴充，於是他做了一份計劃書，希望雙方可以合作，合力將律師行發展成一家中、大型的事務所。最後，新老闆接納了他的意見，讓他成為合夥人，並組建了一個百人團隊。在廣州，這樣的律師行已可稱得上是中型規模。余偉權說，在廣州發展，遇到適當的時間、機遇，就有可能事業上有大進展，當然前提是自己要隨時做好準備。
不同地方法制發展有差別
余偉權近十多年來經常中港兩邊跑，對兩地之間的差別深有體會。他認為，香港人時常會陷入一個誤區，只會以香港的眼光來看大陸，但內地這麼多省市自治區，每個的經濟體量、人口、教育程度都有差別。不同於香港這麼小，如果單單用香港標準來看大陸，是絕不可能的。
全國各地發展水平不同，對法制及法律精神的實踐也不同。比如在尊重合約精神方面，上海、廣州、深圳都做得非常好，但偏遠城市就很難說，這需要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
有人會認為，香港的法官地位比較高，也較值得尊重，但余偉權卻不同意，他認為這只是法律體系不同。香港基本上要做過多年律師後才有機會做法官，他們都被認為是經濟條件穩定，事業有成，所以被利益影響判決的可能性較低。
余偉權承認，以往國內法官比較窮，會有貪污確實不稀奇，但現在情況已大為不同。新一代80、90後的法官，特別是90後法官，他們自身都有一定經濟能力，多年寒窗苦讀，工作後薪金收入也很高，足以滿足們的生活需要，更可讓他們在社會上享有較高地位。既然如此，又為何要挺而走險去做犯法的事？
加強糾錯能力有進步空間
法制觀念要從小灌輸，經過長期實踐及經驗累積後，才有可能令整個社會的思想、風氣有相對應的改變。余偉權說，就像香港，從殖民時期經過很長時間，才形成比較良性的法制觀念。縱觀內地法制建設才短短40年，相對而言目前不是最好但也不是最差，這才造就了進步空間，令國家可以加強糾錯能力，讓社會發展出更佳的法制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