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其中第十四條規定，每年4月15日為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回望過去多年本港推動國安教育發展的成效，曾任國安法指定法官的執業大律師杜浩成接受《堅雜誌》專訪時表示，若要改變大眾對於國家概念及對國家安全的理解，不能只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推動，「更加需要一些較為集中和長時間的推動，不是純粹一天的力量便可以做到」。他建議香港效法內地成立「國家安全學院」，制訂教材和相關故事、有系統地培訓國安導師向大眾推廣，國安教育的成效將更為顯著。
杜浩成雖然是司法和法律界出身，但向大眾講解國家安全時並不傾向「硬銷」法律條文，反而會用故事的形式帶出主題，一方面從理性角度分析政治安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感性角度推廣中國的文化成就，「重點是說一個好故事，能夠令到國家向前；而不是說好一套法律，試圖令到某一小部分人知道甚麼不可以做」。
文：本刊記者 圖：陳錦輝
以杜浩成觀察，每年不少團體趁「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這一天落區推廣國安教育，其實已走出正確的第一步，至少市民大眾已漸漸知道每年有這個日子；更兼《港區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生效後，大眾開始思考何謂國家安全，因此本港國安教育的成效非淺。
各區推廣國安教育做法不統一 難以聚焦政治安全
在各區推動國安教育時，有國安導師會帶隊參觀國家安全展覽廳，有人會舉辦講座分享對國情的看法，但杜浩成認為各人做法既不統一，焦點亦不夠集中。原因是國家安全涉及多個重要板塊，無論那個板塊出現問題，例如「社會安全」出現問題，最終都會引致「政治安全」出現問題、令主權不能有效行使，「又譬如說金融受到影響，最終是怎樣呢？會有很多苦主走出來，同樣引發出政治安全的問題」，所以最重要是抓住「政治安全」這個核心概念去給年輕人了解，「如果你只是帶人去一下博物館或者安排一個講座的話，其實不夠聚焦」。
換一個方法，杜浩成認為如果用「講故事」的形式聚焦政治安全，大眾很快便能明白：原來政治安全就是國家安全的核心。早前南韓爆發「戒嚴風波」、菲律賓前總統被捕並移送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受審等等，杜浩成認為很多活生生的事例和故事，都牽涉政治安全這概念，說好「政治安全」這個故事，對於「開啟民智」是絕對有幫助，甚至是必須的。
「哪吒現象」讓大眾體會自信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除了政治安全重要之外，杜浩成認為文化安全亦相當重要。文化安全是指一國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主流價值體系等觀念形態的文化特徵、文化主權處於相對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
他指內地在推廣文化安全方面，尤其是增強民族自信、國家認同感等方面都做得很好。例如內地將「哪吒現象」由國內推廣至世界不同地方，令大家看得見除了中國的科技做得出色之外，其實創意、創新亦很吸引，同時亦可將中國傳統文化優點娓娓道來，「譬如父母怎樣愛惜子女，真是無微不至，連命也不要去照顧子女」，一齣出色的電影能在短時間內，令到千千萬萬的國民對我們的傳統產生共鳴，不但可以開啟民智，更能讓大家從中體會文化安全和民族認同感。
伴隨中華文化走出去，杜浩成指「開放」亦很重要，例如內地對法國、德國等多個國家試行免簽證入境的政策便極之有效，讓外國人能夠明白內地的發展，另一方面，不少港人亦已習慣一家老少北上消費，「其實就是讓我們和下一代有一個機會去真正了解，令到我們喜歡內地，知道國家的發展可以一日千里，然後建立文化自信，對於國家安全來說就會很有幫助」。
內地學童較具底線思維
杜浩成認為，內地在處理國安問題上一直處理得很好，例如將新疆長年受恐襲困擾的問題逐漸消除，繼而令新疆蓬勃發展。而內地的學童在學校都有接受國安教育，他們了解國家的程度很深，「我回到內地的時候跟他們交談時，發現了他們都能說出國家的困難在哪裏、面對的外來挑戰是甚麼，他們是比較清晰的，知道自己要有一個「底線思維」，知道要保護國家的利益、主權行使不可以被侵犯」。底線思維，就是居安思危，凡事從最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的思維。
然而，14億人之中會否有「兩條心」的人呢？杜浩成認為當中肯定存在「異見分子」，但即使有這些人，「只要我們能夠令到他不能夠極端地發揮他的作用，去挑戰到政治安全，其實我們已經成功了」。
內地推廣國安教育較聚焦 本港做法「太散」
，變相負責執法的部門平添了多一份責任，亦更加需要認識國家安全，否則推廣的人若不知國安法在說甚麼就不太理想。因此國家在推廣國安教育方面比較集中、聚焦，所用的教科書都貼近近代史及傳統文化的根基。
至於香港推行國安教育的問題，他認為就是做法不統一、「太散」，散得沒有一套教材能說明我們的國家安全可由古代開始談起，其實古代有很多事例，都在說明為甚麼事件或社會現象可能引起國家安全後出現問題。他舉例：秦朝的法律太過嚴苛，引致民眾反彈；宋朝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很高，偏偏軍事不濟而最終危及國家安全。很多故事其實都是在說同一件事，從前多數國家本身有問題，而出現國安問題，較少情況是因外來衝突而亡國。
「但現在不同了，近代自從顏色革命的現象出現之後，整個國際政治生態再不一樣了，衝突的方式已經不同，通常就是破壞你內部主權行使的能力、破壞你的政治安全，令到你自己內亂、出現問題，就算不亡國，你也要付出很大的經濟代價。」他指近年俄烏衝突、以巴衝突、美國空襲也門胡塞武裝據點等事例，都牽涉軍事行動，「所以這些例子顯示，不可以想着熱戰是不會發生，絕對不可以，要有底線思維」。
他指以古今一大堆的故事和事例，足以發展出一套國安教材，至於最近一兩年發生的事，則適宜由專人專責研究、確保訊息真確才能採用。與內地「誰執法誰普法」的做法有別，目前香港政府當局，包括較常採用「外判」形式的教育局、主力執法的警方國安處，未能有效辦好國家安全教育，例如警方「是揸槍而不是揸筆」，若要負責推廣國安教育，角色反而有點錯配。
預計國安風險只會越來越高
因此，杜浩成提出成立一所或數所「國家安全學院」，一方面不斷作出研究，然後制訂教材、培訓「國安導師的導師」，有效地推廣國安教育，將「國家安全的任何板塊，最終都會體現於政治安全」這一重點帶出來，讓下一代人從小開始理性接受。同時，這些學院亦能推廣文化活動，例如觀賞近期大熱的《哪叱2》、講述中國國家女排奮鬥故事的《奪冠》等電影後，為大眾分析我國的文化成就。
然而，他指在本港成立國家安全學院是有難度的。首先，香港從來沒有這種學院，又不見有「國安碩士課程」，不似內地般有不少大學參與國安方面的研究。他認為國安課程可以包含有關地緣政治、各國軍事比較、某些中國國家安全風險課題，絕對足以支持一個碩士甚至博士課程，「作為學術研究的課程的話，其實是可以這樣做的。而我自己的看法是，香港暫時未有一個政治願景、或者足夠的政治決心去這樣做」。
他認為若將成立學院這個重責全交予教育局亦「搞唔掂」，適宜另覓專人負責籌辦，又或探討跟國內設有國家安全學院的大學聯辦，「你一日不去想，它就永遠不會發生，而國家安全的風險，我們可以預計接下來的二、三十年，都只會越來越高」。他舉例中美貿易戰、華為遭美國制裁、中國出口電動車遭加徵關稅等問題，都反映中國遇到的外來挑戰只會越來越尖銳，所以更加有需要成立國家安全學院，這樣有助香港調整國安教育的路線。
若要問哪些人較適合領頭籌辦，他認為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較為適合，因為其政治力量及資源都相當足夠，而且能獲內地支持。他又建議國安委下設委員會，邀請一些志同道合、有辦學經驗的人一同籌劃，可以考慮先以「研究中心」形式試行，推出碩士課程，「這是長遠計，但是一天不起動，是一天也不會發生的」。
挑戰國安隨時來臨 建議投放資源預防
問題是，針對政治安全的挑戰，永遠不知道何時來臨。杜浩成直言：「2019年怎會想到突然間因為一個被反對的『條例』，就會變成這樣大的社會現象呢？你永遠不知道。中間有沒有人慢慢滲進來？這肯定是有的，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敵對勢力，沒有一個國家不會有非友好人士想作出破壞。只有令到你的國家不穩定的時候，他才會獲得最佳利益，那為甚麼他不做呢？」
正正由於不知道這情況甚麼時候發生，他認為預防才是最有效方法，「等於我們的消防處，可能投放較多金錢於教人怎樣防火，而不是撲滅火警」，既然防火重要、防貪也重要，預防國安風險更是重要不過，那麼「國家安全為何不可以集中投放（資源）？」。若不早作預防，或許更難避免再次發生「2019年事件」、「孤狼恐襲」等類似事件，「我覺得很可惜，因為我們香港其實是一個有足夠經濟資源的城市，是可以好好地投資在這一塊，而絕對不會浪費金錢的，每一個學員對於國家的了解會更多，對於他自己的人生也會有改變」。
制定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 香港重新起步
2019年「反修例事件」過後，《港區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先後生效，杜浩成認為成效顯著，大體上已堵塞國家安全漏洞，大眾對於何謂國家安全已不再模糊不清，再加上立法會議員的組成方式改變之後，「你會看到香港開始真真正正又可以重新起步，這是無可質疑的現象」。
他指雖然本港仍然受到外來環境掣肘，黑暴加上疫情纏擾近四年的社會問題亦難以一下子立刻糾正，但現時已有不少內地人感覺香港變得安全而來港旅遊，同時不少港人亦到內地消費，這種交流可謂「前所未見」。
抓重點說故事 捨棄累贅解釋
2022年從司法機構退休後，杜浩成的身分角色有所轉變，目前擔任執業大律師，不時應邀參與推廣國安教育，對象包括學生、老師、商會人士、警隊及公務員等，「我們是受法律訓練出來的，還有我們工作上的關係，所以在表達方面比較順利一點，容易說出我們想談的內容，而其他人接收方面亦會好一點」。不要以為大狀講解國家安全例必將國安法琅琅上口，杜浩成講解時卻是盡量選擇以故事的形式，將一些主題帶出來，這方法既不沉悶，接收者亦容易牢記。
「我自己有這個理念：其實絕大部分人、絕大部分時間，只要有一些道德（觀念）引領他的人生就已經足夠了，他知道不可以偷人家的東西、說謊、傷害別人的權益，其實已經足夠了，他不是特別需要知道甚麼叫做打劫、甚麼叫做欺騙。」因此，他不會從法律入手推廣國安教育，一來法律比較沉悶，二來大眾也不容易記得，「我講打劫有多少個罪行元素，很快他們會忘記，但他知道自己不可以搶別人的東西，其實已經足夠」。
因此，他認為推廣國家安全，首先要抓住重點，令人清楚明白政治安全、文化自信是甚麼，「有些人無論如何都要做一些違反國家安全利益的事，你即使講解了法律給他聽，佢都會照樣做，所以是沒有用的」。他選擇採用的方式是「說故事」，跟大眾分享總體國家安全觀、國安法的制定過程，而不需要累贅地講解得很「入肉」，以免「乜都要解釋一餐」。
「屯門海戰」說明須恒常準備應對國安風險
杜浩成分享了一個他常說的故事：16世紀初，西方航海技術突飛猛進，當中葡萄牙發現了航道，遠赴亞洲發展，輾轉之間曾長時間盤據屯門一帶、欺凌百姓，最終由明朝派遣廣東水師出兵，才擊退葡萄牙船隊。在這場較少港人認識的海戰發生之前，中國南方從未出現過威脅國防的戰事。
他透過這故事想說明的是：「（國家）本身如果不是恒常去準備應對這些挑戰，是接受不了這個衝擊的，這就是底線思維，即是就算在國家距離很遠很遠的地方、你完全不知道的地方，突然有人來打你的時候，你都要立刻應戰」。國家安全的隱患和風險仍然存在，他認為本港最需要做到預防，而預防最好的手段便是教育。
讓「關鍵少數」認識政治安全防範軟對抗
若要問本港的國安教育還有甚麼盲點，杜浩成認為是尚未能有效地讓「關鍵少數」，包括政府高層、十多萬名公務員和大學生知道國安重點正是政治安全，同時亦是作為「預防措施」之一，「如果他們要做一些軟對抗的話，其實是影響社會的」。所以如果推行國安教育的方式與關鍵少數無關，而是止於在18區為家庭主婦和小朋友講課，效應便減得很低。
他認為關鍵少數是需要「可控」的，例如在公務員隊伍推行國安教育，可要求某些準備升職的公務員一定要去國家安全學院修課，就會見成效；又或在大學推動的時候，不但與學術自由沒有衝突，反而會開闢學生的思考，「不要只想着一個城市，不要只想着當下，反而就會想着國家、想着國際，以前是怎樣、現在是這樣、將來我們向那裏走」。目前不少大專院校均已推出國安課程要求學生修讀，但他指出這些課程同樣有內容不統一等問題，而且學生缺乏考核，「你『唔過』（不合格）的話你畢不了業，你自然會努力的」。
今年4月15日是第10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杜浩成亦會在該星期參與「國家安全營」活動，繼續與地區人士分享國家安全理念。展望將來，他提倡成立的「國家安全學院」若能成真，是否希望參與其中？「如果真的能夠用得着我的話，我當然一定會參與的。我有一個理念，可能是比較樸素的理念，就是如果我只做了一點點事，能夠維護到我們國家利益的話，其實那一點點事是在幫助香港的700萬人，甚至乎在很小程度上幫助到全國14億同胞，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
國安案件由指定法官審理 可免陪審團意氣用事
杜浩成早於2006年獲委任為常任裁判官，2021年獲委任為國安法指定法官。國安法訂明由指定法官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對於這做法不時遭外界質疑，他認為指定法官在維護國安的角色上有其特別之處，重點在於危害國安罪行可於高等法院原訟庭由三名指定法官組成審判庭，代替陪審團進行裁決。
他解釋，陪審團有時亦會同情被告，例如早前有宗牽涉使用炸藥的案件，即使表面上證供似乎傾向有罪，但結果被陪審團裁定罪名不成立。因此，國安案件若由三名指定法官而非由陪審團審理，「我們不會出現一些意氣用事的裁決，或者出現感情大於理智這種裁決的機會將會減少」。
對於指定法官的公正性遭質疑，他強調每名法官都必須宣誓，包括誓言維護法制、主持正義，只會忠於證據以及證據能夠支持的推論，「我們是不會受其他東西影響的，政治也好、文化也好，或者其他個人的考慮，都不會影響，在制度上本身有這個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