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高度關切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疫情，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副總理韓正，以及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多次談及香港抗疫，更就特區的管治有所表述，對治港的「愛國者」提出「五有」（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的要求，如何理解中央的最新表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接受《堅雜誌》訪問時指出，特區政府在第五波疫情之綜合應對，在「愛國者治港」核心層面尚未給出讓中央和香港社會滿意的答卷。香港抗疫是「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這一測試正處於最為關鍵的闖關階段。
港區人大代表葉國謙也認為，中央對「愛國者」的期望有所提高，也看到特區政府在抗疫中能力不足，但中央並無「怪責」之意，而是以鼓勵、支持、指導為主。
文：文 武
今年全國「兩會」，支援香港抗疫成為焦點問題之一。國家領導人多次就香港抗疫發表講話，李克強總理表示，中央政府每日都關注香港疫情發展，十分惦念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強調特區政府要負起抗疫的主體責任，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抗疫。
全國「兩會」中央關注香港抗疫
韓正副總理在會見港區人大代表時亦指出，特區不能有厭戰心態。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府落實主體責任，而抗疫並非特首一人責任，各政府部門全力以赴，全體公務員都應以百姓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為重。
夏寶龍副主席則提出，特區政府的負責官員要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又在治港愛國者須「五個善於」基礎上，提出「五有」（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
中央領導人在全國「兩會」中，有關支持香港抗疫，以及涉及「愛國者治港」的表述，引起社會關注。
看不出中央有「怪責」之意
參與全國「兩會」的葉國謙表示，香港特區政府面對第五波疫情，連中央都要直接幫手，一定是看到特區政府抗疫能力不足，但是，從他在北京出席「兩會」的現場所見所聞，完全看不出中央有「怪責」的意思，他說：「我自己在現場的感覺上仍以鼓勵、支持、指導為主……基本上，我聽到的，不論是韓正也好，不論是夏寶龍也好，都是要求大家繼續支持特區政府抗疫，主要責任是特區政府。」
葉國謙認為，夏寶龍提出「五有」，是對「愛國者治港」有更高要求、更大期望，要求大家，包括特政府的官員、公務員和人大、政協，以及立法會議員們，從以人為本的角度，發動好全民抗疫。抗疫也不只是香港的事，要從國家整體的角度看問題。
港府官員是否「五有」？暫難下結論
田飛龍則認為，夏寶龍副主席提出的「堅定的愛國者」、「五個善於」、「五有」等具體化標準，是圍繞「愛國者治港」如何選賢與能、良政善治展開的，就是為了建設香港民主體制下的賢能政治。他認為，中央對港的善治標準已經深化，只有「賢能愛國者」才配治港。他說：「比較而言，『五有』相對於『五個善於』更加凸顯戰略視野、施政能力和責任倫理的整體化水準。港府官員能否做成『五有新人』，真正達到『愛國者治港』在新時代的客觀和提升的標準，現在還難以下結論。」
內外環境變化對「愛國者」標準提高
田飛龍認為，中央對「愛國者」的要求，基本原則和方向沒有改變，從1980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過「愛國者治港」，且這一原則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但「一國兩制」的內外環境、國家戰略、香港地位與世界體系都在發生劇烈變化，特別是香港近些年從非法「佔中」到修例風波；從中美貿易戰到《國安法》，愛國者所受之挑戰和檢驗日益凸顯，能力短板也在暴露。
在此背景下，愛國者的具體標準和要求是升高的，應對內外變局的治理能力是升高的，現有管治團隊及其能力水準是否「合格」，中央和香港社會都在加以觀察和考驗。特別是第五波疫情之綜合應對，顯示港府在「愛國者治港」核心層面尚未給出讓中央和香港社會滿意的答卷。田飛龍說：「我提出過香港抗疫是『愛國者治港』的關鍵測試，這一測試正處於最為關鍵的闖關階段。」
「愛國者治港」本質是賢能政治
田飛龍認為，「愛國者治港」不是一種榮譽或利益歸類，而是一種沉重的自治責任和服務國家的政治責任。「愛國者治港」主要承擔兩方面的責任：其一，香港繁榮穩定；其二，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因此，能夠治港的「愛國者」既要懂香港，又要懂國家；既要有專業，又要有戰略；既要會規劃，也要能執行；既要講法律，也要講政策。這些對治港者「高級質素」的逐步清晰化的提煉與表達，展現了「愛國者治港」的賢能政治本質。
公務員不能推卸責任
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特區政府要切實負起抗疫的主體責任，又強調抗疫並非特首一人責任，各政府部門全力以赴，全體公務員都應以百姓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為重。
田飛龍認為，香港抗疫中的主體責任是特區政府依據《憲法》、《基本法》在自治範圍內的整體責任，也是最高指示確認和壓實的具體責任。最高指示給出了有關主體責任如何落實和如何檢驗的要點，是對香港抗疫的關鍵性指導。
主體責任是「愛國者治港」的集體責任，特首是大班長，但具體部門負責人也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也是主體責任的分擔者，甚至全體公務員都必須走上抗疫一線，以回應主體責任的政治要求以及服務人民的根本政治倫理。法律確定的公務員職責是日常法治條件下的官僚制分工責任，但疫情防控屬於公共衞生緊急狀態，香港也有援引《緊急法》制定專門規例，故公務員不能以日常職責推卸應急責任，否則構成瀆職。
港府缺乏「為人民服務」積極作為
田飛龍指出，香港抗疫過程中出現的指揮不一、責任推諉、執行力不足等現象，反映出特區政府在管治理念上缺乏「為人民服務」的積極作為，缺乏「愛國者治港」的情懷和責任感，仍然存在「打一份工」的消極公務倫理和精緻管理與推卸責任的公務陋習，甚至存在對「動態清零」抗疫路線的軟抵抗。這些公務員體系的內在痼疾必須重視和嚴厲改革，否則不止是抗疫，甚至其他涉及經濟民生與融合發展的管治事務都會被延誤和破壞。
田飛龍說：「我注意到香港社會有人提出疫情過後要進行公務員體系的大檢討和管治改革，我是支持的，再這樣掉鏈子和跟不上時代，對『一國兩制』與『愛國者治港』都會是嚴重拖累。」
內地公僕衝鋒在前吃苦在後
葉國謙指出，在全國「兩會」期間，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確實有對公務員提出更高要求的意思。他指出，內地公務員在抗疫中，往往衝鋒在前，吃苦在後，政府公務員都應該是真正的人民公僕。但香港本身卻長期存在很多問題，遇到有大事，公務員往往不站在最前線，只有紀律部隊行先，很多文職或坐寫字樓的，一有事就居家工作，但往往把工作帶回家做，實際上就是放假，這一點是不合適的。
葉國謙認為，中央對香港公務員的要求也有所提高，正在逐步強調。而且，特區政府也已經要求公務員有所承擔，有所表現。
抗疫不力打擊「愛國者治港」
特區抗疫不力，令人擔心會影響「愛國者治港」的威信。田飛龍認為，抗疫是綜合性的政治檢驗，抗疫挫折對「愛國者治港」的打擊是嚴重的。這包括兩個方面：其一，黃絲反對派的幸災樂禍，並借此傳播有關「愛國者治港」的負面和否定性資訊，對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和政策執行力構成挑戰；其二，愛國建制派陣營對疫情防控不力，導致無法通關及經濟民生狀況受挫，有很大民怨，對特區政府管治的基本支持力量也在醞釀反彈，表達不同形式的不滿和怨氣。
賢能者上才能確定制度威信
田飛龍認為，問題出在「愛國者治港」的有關制度建設剛剛落地，尚未深入人心，也還未在公務員體系有真正的轉化落實，有個客觀的制度社會化的時間差。「愛國者治港」需要選賢與能，需要監督問責，需要中央與香港社會形成監督性合意與合力，需要在關鍵議題（如抗疫）上展現管治能力並由此檢驗淘汰不合格官員。只有堅持嚴格的賢能者上，非賢能者下，「愛國者治港」才能確立真正的制度威信與民眾認同。
對新選制下的立法會要有耐心
新選制下選出的新一屆立法會，在抗疫中的表現亦遭人質疑，田飛龍認為，新選制落地未久，制度規範的社會接受還有一個時差問題，且新立法會內部整合及形成新的監督規範與文化，需要有一個養成過程。這方面要有一定的耐心，不是立竿見影。
新選制確立的行政立法關係，改變了過去對抗拉布為主的立法會文化，呈現出建設性合作以及支持行政主導的良性趨勢，客觀上有助於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回應社會民生關鍵訴求，這方面的逐步改善也需要肯定。
監督政府不能流於形式
愛國立法會如何實質性監督政府，而不是簡單的政策護航或成為「橡皮圖章」，這是香港新選制下民主政治的新課題。整體上，香港建制派要有危機感，要有合理而系統的幹部培養、論述提升及民意溝通活化機制。建制派越有權力和資源就越要謙虛謹慎，做好調查研究，做好政策分析，在政府面前表現出民主代表性和政策專業化水準，爭取進行有實質內涵和政策價值的監督和辯論。監督政府不要流於形式，不是為監督而監督，而是為人民進行監督。
市民不滿立法會抗疫表現
葉國謙則認為，「愛國者治港」本身對國家對社會有承擔，但不等於「愛國者」個個都有能力、有才華和領導力。特區政府做得不好，會影響特區政府的威信，但不會影響市民對「愛國者治港」的信心。
市民對新一屆立法會在抗疫中的表現並不滿意，葉國謙認為，立法會本身是新的組成，很難要求他們在初組成之時，就能夠高效率地發揮作用，特別是立法會內有不少新議員。同時，議會本身也受疫情影響，運作上有阻滯。新一屆立法會有地區議員、功能組別和選委會議員，不同界別的議員，在貼近民意方面會存在一定的距離和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