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倍受打擊，《港區國安法》順利落實，讓香港社會總體穩定下來，但未來該往哪個方向發展？
建制派上月（８月）曾發表名為「香港要變革、攜手創明天」的聯合聲明，提出變革的呼喊，但尚未有具體的內容。
建制派的元老級人物，身兼全國人大常委、民建聯會務顧問、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的譚耀宗認為，香港須從行政和司法兩方面作出變革，改革問責制官員及公務員運作模式，改革司法機構，推動政府善用政策調整，解決社會矛盾。
譚耀宗在接受《堅雜誌》專訪時指出，有矛盾才能推動社會進步，香港社會存在貧富分化、年青人發展困難等多種矛盾，但最主要的矛盾，仍然在於對「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大家一定要認識到香港與國家已是命運共同體。」
文：文 武 圖：黃冠華
2019年的修例風波，引發了香港回歸以來最激烈的社會動盪；今年初出現的新冠肺炎病毒，又令香港面對百年一遇的疫情，經濟、社會發展倍受打擊，香港未來應向何處發展，已是社會各界最為關注的問題。
譚耀宗認為，香港近一年來發生了這麼多事，現在需要靜下來，思考有哪些事可以做得更好，建制派希望能推動政府改革。
市民對政府期望大幅度提升
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大眾對政府的期望大幅度提升，政府也經常會對市民和社會作出一些承諾，但有時政府的這些承諾最終卻未能落實，令市民感到失望。而導致這一問題出現的原因，譚耀宗認為其中一方面，就是公務員體系原有的運作模式，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需要，未能符合社會期望，令政府施政出現了問題。
舉例而言，政府向全港市民派一次錢，需要幾個月時間才派得出來；現在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但最近港大深圳醫院想使用病人的病歷都搞出一大堆事，其實只要當事人自己同意就可以辦到的事，到政府這邊卻顯得寸步難行；疫情之下，許多市民要求政府推出「健康碼」，要求將兩蚊乘車優惠降至60歲，政府上下都認同，但也一拖再拖，做不出來……。
公務員體系不符社會期望
種種這些，令人對政府的施政效率產生懷疑，而政府的政策措施需要公務員配合，政府很多事情做不出來，問題很可能就出在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公務員以前很有效率、很精幹，但現在好像不是，是否我們的運作有問題呢？」
譚耀宗指出，香港的公務員體系有很多優點，比如，廉潔、守規矩，做事都依照法律按本子辦事。但是，隨着社會發展，市民和社會對政府的期望不斷提升，原有的公務員體系的運作模式，就會與社會脫節，未能符合社會的期望。
公務員體系運作也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要受到法律的制約，社會上有很多反對的聲音，一些公務員就產生了「唔做好過做」的心態，「有時覺得佢哋乜都唔做，乜事都推到特首身上，咁特首死梗了。」
問責制官員應視為一個團隊
公務員隊伍中可能還有一些「黃絲」，政見立場與政府不同，那就會帶來更多的問題。還有些公務員在心態上不想變，常抱怨說：「又變？又改？以前唔係咁，問責局長政治上討好人，搞到我哋改來改去。」於是經常以人手、資源不足為由推搪，「冇咁多人手，要做就增加資源。」
除了公務員團隊須隨時代作出變革，譚耀宗認為問責制官員團隊也要作出一些變革，「好似好多問責局無乜事做。」他認為，問責制官員應該視為一個團隊，雖有分工，但並不能夠事不關己，就高高掛起，不聞不問不出手相助，而應該將問責制官員視為一個整體，共同去推動政府的重大政策。這次政府的「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統籌，與其他多個政策局及政府部門一起去落實，譚耀宗認為，這就是正確的做法，否則全部事情都由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負責，一人累死，其他人則無事可做，就不理想。
政府應善用政策調整解決矛盾
譚耀宗指出，政府須善於透過政策調整，解決社會矛盾。社會存在一些矛盾，但有矛盾才會有進步，當看到社會有問題時，就要盡量透過政策去調整。比如，香港社會存在的貧富矛盾，在職業、工作、收入、房屋、醫療、養老等方面反映出來，而特區政府有充足的財政盈餘，雖然在防疫抗疫過程中用了三千億，但仍有八千億，政府有條件通過政策的調整，用好盈餘儲備，加大力度去解決問題。他說：「中國為何發展得那麼快？內地原來也很窮，他們透過政策調整，沒錢變得有錢，荒地變良田，土地價值大大提高。」
不僅行政部門須變革。譚耀宗認為，司法機構也須變革，《基本法》強調司法獨立，是指審理案件時，由法官獨立審理，不受其他干涉、干擾，但司法機構一路發展也會出現一些問題。譚耀宗說：「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烈顯倫最近提出司法機構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認同。」
司法機制須向社會問責
他認為，在確保司法獨立的同時，也要有機制去監管或提意見。外國也有這樣的機制，比如，可以成立由法律界代表和社會上的代表共同組成的委員會，負責監察法官。「如果你只告知市民不能批評他們（法官），大家不服氣，久而久之，大家會覺得法官講這些話，作出這樣的裁決，大家覺得很不合理，有些人就會發起寫信攻擊他們（法官），這也不好。法治要維護，司法機構要尊重，法院自己對社會也要有問責性。」
對於司法機構存在的問題，譚耀宗舉例指出，司法機關以前沒有那麼多司法覆核案件，但近年來這類案件越來越多。本來司法機構會把關，即使有人提出司法覆核，也不一定就允許。但現在不同，大多數案件都同意，而且在作出同意與不同意的決定之前，先搞一輪雙方辯論，攤開資料，差不多等於開庭，然後才決定。結果出了很多事情都由法庭處理和決定的現象，有些事情是政策上的問題，結果也由法庭處理，代替了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
可參考英國設量刑委員會
去年11月，高等法院裁定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下，以《緊急法》訂立規例，違反《基本法》多項規定，故頒令《禁蒙面法》無效，就是其中一例。譚耀宗說：「我當年在《基本法》籌委會的法律小組，我們看了全部法律，哪有違反《基本法》？」
另一方面，英國的司法機關有量刑委員會，香港是否也需要？譚耀宗指出，有時法官很少接觸外界，甚至很少讀報看新聞，這有可能導致與社會脫節，不能掌握社會發生的事情。有時當社會發生一些嚴重事件，而且經常發生時，可能量刑方面就要有些變化，量刑要起阻嚇性作用。但是，香港並沒有這樣的制度，未必有人提醒法官，而法官自己也未必能考慮到這些。
法官將個人感受寫入判詞惹爭議
近年一些裁判法院的法官，將自己的個人感受寫入判詞中，給人的感受似乎有些個人看法，可能有些政治取態，存有偏頗。因而，即使法官本人仍然是依法判決，但會受人質疑。有時候這麼做可能會讓人覺得是法官做了辯護律師的角色。譚耀宗認為，這方面也值得改變。
譚耀宗認為，政府的律政司方面對於法庭的判決也須作出及時反應，比如，如果發現有量刑不當的，要及時作出反應，須上訴的要上訴。
修例風波體現教育對青年影響
談及去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譚耀宗感覺到，這次風波體現出教育和整個社會環境對年青人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教育方面，很多年青人在求知識的時候，很容易有很多人可以影響到他們，甚至是誤導他們。最不理想的是，年青人對「一國兩制」沒有認識，沒有感情，以為很多事都是以前比現在好，但現實並非如此，回歸之後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很多事比港英殖民地管治時開放很多，可惜年青一代不這麼想。
同時，也因為國家發展得很快，讓一部分香港市民心態上未能適應。「當國家未發展時，大家為自己是香港人很多自豪感；當國家發展超越香港時，就回過頭來，變得自卑。」自卑時就覺得心理有障礙，覺得不平衡，有時看成不是國家幫助香港發展，反而覺得國家影響了香港，佔了香港的資源；不覺得內地居民來港消費是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反覺得是在影響香港市民的生活、工作。
年青人叛逆心理提出「港獨」
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些人走出來，要用激烈行動抗爭，取代傳統的抗爭方式，所以有抗爭派、勇武派。另外，年青一代還有叛逆心理。比如，「港獨」本來沒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想法，但仍有些年青人，明知行不通，仍要講，這就是反叛心理，「你越唔鍾意，我越要提」，但這是死路一條，觸動了中央的底線。
與此同時，因為中美角力，香港變成棋子，美國人利用香港內在的矛盾，加以鼓吹、背後煽動、支持，就釀成很嚴重的社會事件。所以，逼着中央要出手，按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制定《國安法》。有了《國安法》，還要有執行機制，令法律落實得比較到位，社會才平靜了下來。
香港主要矛盾是誤解「一國兩制」
譚耀宗認為，香港目前的主要矛盾就在對「一國兩制」的認知方面，提及「一國兩制」，絕大部分人都不會反對，但有些人心目中的「一國兩制」是不要「一國」，只講「兩制」；而且，他們心中的「兩制」，只強調香港的「一制」。所以，香港市民一定要認清香港與國家的關係，其實，香港與國家已是命運共同體，連在一起。
總結這段時間發生的事，香港人一定要重新明白，如果國家被侵略，被攻擊，被破壞，香港一定沒有好日子過。不要以為美國會保護你，美國只是利用你，走去美國要求人家制裁自己，這些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漢奸。所以，美國制裁香港，制裁中國，是一樣的，沒有分別，一定要明白這些。國家和香港的關係，一定要扭正態度，如果整天想自己國家衰，想要脫離自己的國家，就一定沒有好日子。
香港與國家命運連在一起
中美角力，美歐一些勢力不斷地找議題攻擊中國，同時亦攻擊香港。譚耀宗認為，這對香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最重要的是國家面對這樣的局面能穩得住。香港背靠祖國，香港與國家命運連在一起，中國發展起來香港一定沒有問題。
他認為，這次國家應對疫情做得很好，經濟正在恢復，當全世界經濟在下滑，有些國家GDP跌兩成以上，中國經濟實現正增長，還可能有3-6%的增長，很難得。這種對比很強，說明我們國家的制度有本身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