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8日，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已故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被授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稱之為「推動新加坡深度參與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政治家」。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國父，也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創始人之一。在他的執政下，新加坡從1965年建國以來，由一個落後的亞洲小國，發展成為經濟繁榮，政治有序，社會穩定，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國家。新加坡高度的經濟發展，廉潔高效的政府和舒適優美的環境贏得了整個世界的讚譽。
新加坡長期由一黨執政，有英式的議會制度，民主選舉制度，中國的儒家傳統文化，走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獨特的「新加坡模式」。包括鄧小平、胡錦濤在內的多位中國領導人都曾提出借鑑新加坡。而時至今日，中國在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後已經崛起，新加坡也提出要與中國互學互鑑。《堅雜誌》就中國可以從新加坡模式中借鑑哪些東西，訪問了一些學者，分期刊出。
文：文武
呂元禮教授：鄧小平、李光耀均重實用主義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呂元禮認為，新加坡模式跟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模式有相似之處，即使在今日，新加坡仍然有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
對新加坡有深入研究的呂元禮稱，李光耀早在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已經預測到中國的騰飛，他說：「1974年李光耀曾對當時的印度總理說，你別看中國現在的經濟很差，但是只要：第一有穩定的社會環境，第二有信得過的官僚（指廉潔及有能力），第三有自由市場經濟，同時以社會為依歸，就是一方面搞市場經濟，同時強調社會第一而不是個人第一，有這三個條件，中國不僅可以和香港、新加坡這些城市地區和國家相爭，甚至可以和日本競爭。他說，這樣的時候就要到了，不遠了。1974年是文革的末期，經濟比較差，他卻預見到中國會發展騰飛，果真1978年就發展起來了。」
社會穩定發展三大條件
呂元禮認為，李光耀所說的穩定的社會環境，信得過的官僚，市場經濟加社會第一，就是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的經驗。新加坡很強調社會穩定，不能亂。新加坡也強調精英主義，要求領導人廉潔而且有才有賢，他們講究任人唯才，任人唯賢。新加坡也是搞市場經濟的，市場自由度一直排在全球前列，但跟西方社會不同，新加坡一直講求社會第一，而不是個人第一。當然，社會與個人必須大體平衡。新加坡在強調社會的同時，也越來越注意「尊重個人」。
呂元禮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之所以能夠騰飛，李光耀所講的那三條也是很基本的，第一社會要穩定不要亂；第二官僚信得過，中國大陸的官僚很多還是很有本事，中國現在也在搞反腐敗，官員必須廉潔能幹；第三中國也搞市場經濟，也強調社會高於個人。這個是中國發展跟新加坡有相通之處。
改革開放 中新有相通之處
如果從主義的角度去看，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新加坡也有相通之處，呂元禮指出，新加坡有三個主義，第一是實用主義，第二是精英主義，他們也叫人才主義，第三是儒家自由主義，儒家文化的底子，加上西方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主要表現在經濟上的市場經濟。
呂元禮認為，李光耀與鄧小平之間有相似的地方，特別是實用主義。鄧小平有三個「論」，一個是「貓論」，一個是「摸論」，一個是「不爭論」。鄧小平的「貓論」是，不論白貓黑貓、抓得到老鼠就是好貓。李光耀有一個「行得通論」，就是一切以行得通為原則，他認為制度不是因為好才可行，而是因為可行才好。
鄧小平的「摸論」，說的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頭過河。李光耀有一種說法，制度不是製造出來的，而是生長出來的，所以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愛因斯坦那麼聰明的大腦，也設計不出一個完全符合現實的制度，他說像鞋子一樣，再聰明的鞋匠也製造不出一雙完全合腳的鞋，那怎麼辦呢？你可以把鞋先穿一穿試一試，老鞋子越穿越舒服，這是一個「鞋論」。不能完全按照一個理念，製造一個制度，應該邊做邊學，這跟鄧小平的「摸論」差不多。
鄧小平的「不爭論」，是說不要在姓社姓資方面去爭論，要在實幹中達成共識，這一點很重要，他不太主張空談，比較注重實幹，往往通過常識達成共識，比如他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以三個有利於來判斷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提高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樣一講大家能接受，因為他講的是常識。李光耀也有一個說法，讓我們提高生產技能，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讓後人來評判，他其實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把握平衡。
安居問題 當作政治問題處理
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在英式的議會選舉制度下，長期執政。而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從建國至今風雨不動安如山，這與他們高度重視解決安居問題，注重讓人民從經濟發展中受惠有密切關係，同時亦與人民行動黨在執政時注重天理、實地、人心的平衡，政策正當性、合理性和認受性的平衡有很大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民行動黨具有與時並進的精神，不斷地自我完善和調整。
呂元禮認為，新加坡在解決安居問題等民生事務的做法，有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就十分留意新加坡的組屋，有一本李光耀傳記，提及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時拍了很多組屋照片，別人就問鄧小平說，拍一個地方就可以了，為何每個地方都要拍呢？鄧小平回答說，我不到處拍可能別人不相信，以為只有一個地方有組屋，這就說明組屋給鄧小平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呂元禮認為，新加坡之所以住房問題管理得好，是把住房問題看作政治問題。新加坡的建屋發展局一進門就寫杜甫的三句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他說：「為甚麼新加坡黨（人民行動黨）能長期執政，風雨不動安如山？確實是因為大庇天下寒士。」
保衞財產就是保衞家園
李光耀當年上台後就想，如何讓自己黨長期執政，他發現各國首都的選民都傾向投票給反對黨。新加坡是城市國家，首都就是國家，如果是這樣的話，人民行動黨就有可能落選了。
李光耀又發現人們對買來的房和租來的房態度不一樣，對買來的房比較珍惜，所以他說產權意識是與生俱來的。他又發現當人們沒財產時，街頭發生暴亂，路人都會參與。但有了財產之後就不一樣，六十年代新加坡也有暴亂，人們擲石頭砸車子，但有一個人沒有砸，那人把自己的電動車（電單車）抱起來拿回家。電動車是抱得動的，而房子是抱不動的，所以李光耀說，你要人民保衞新加坡，讓每個人每個家庭有值得他保衞的財產才行，否則就是保衞富人。然後李光耀說，你要提高人民的政治意識，沒有甚麼比給他房子有效，他沒有房子時傾向投反對黨的票，因為他想變，有房子了就會投給能讓房子保值的政黨的票。所以新加坡政府建了很多安居房，特別是他們建的主要不是租的房，而是老百姓能買得起的房。
有一年李光耀見到一名空姐，問她買房了嗎，她說買了，剛好是李光耀的選區，建了一幢特別好的組屋，空姐特別高興，李光耀馬上說，下次大選時你要記住這件事。呂元禮認為，新加坡的這些具體的政策，中國可以借鑑。
新加坡確立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2011年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為60.14%，是1965年建國以來最低的一次，但前一年新加坡的GDP增長達14.5%，廉潔排名並列第一名，但反而得票率降低，人們認為新加坡進入新常態，老百姓再不滿足於安居、發展，老百姓希望有更多平等、參與、制衡、自由、幸福。
大選之後新加坡調整了政策，他們比較務實，放軟身段，適時而變，與時並進。從過去更多的資本主義做大蛋糕，變成更多的社會主義分好蛋糕，新加坡富裕但不均，貧富差距比較大，普通民眾感到不滿意。2011年大選之後，大約2014年他們搞了一個建國一代配套，把1949年底以前出生的，1986年底以前成為新加坡公民的那些人，稱為建國一代，給他們優惠，看病、買東西、坐車都有優惠，這樣每個家庭都有建國一代，都能受惠。
經過這些政策調整，2015年新加坡大選，人民行動黨的選票提高了將近10%，變成69.86%。當然增長的原因很多，包括李光耀去世，建國五十年宣傳，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調整，調整的政策還包括，李光耀強調精英，李顯龍則改為強調小人物的貢獻，人民行動黨本來一直沒有提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但2013年黨大會時明確重申宗旨目標是民主社會主義，但他們同時又強調不搞意識形態，不會大張旗鼓地說民主社會主義，但他們有這種想法和理念，政治從偏右走向中間偏左，更多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但他們也反對極端，在動態平衡中前進。
新第四代領導人嘆守業難
呂元禮指出，近一段時期，新加坡社會也對政府有較多怨言，因為政府施政出了一些事情，一是國民服役出了很多事故，新加坡國防部長要在國會解釋為何出這些事，是否政府有失職，懈怠了。還有愛滋病人的資料洩漏了。郵差送信不送到用戶手上，扔到垃圾堆，也引起民眾的不滿。為此，新加坡第四代領導團隊的同儕之首，財政部長王瑞杰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創業難，守業更難，再難也要守好，不光是保住，還應該精益求精。王瑞杰的文章入情入理，政府施政接二連三地出事，要問責，一方面政府要進一步管好這些事，另一方面也不能一有事就要把負責的部長撤掉。因為撤掉部長表面上看起來很認真，但更關鍵是要把問題的根源找清楚，看怎麼改進。也不能說一有事就不敢做事了，更要防止進入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