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宗雙老家庭悲劇在屯門發生：63歲丈夫猝逝，留下一名行動不便、患柏金遜症的妻子，孤身與遺體共處多時。這不只是個別的命運不幸，而是整個高齡社會的倒影。當香港步入深度老齡化，類似新聞不斷重演──單老離世數日無人知、雙老互相照護卻一旦倒下即陷絕境。這不是天災，而是社會制度的縫隙。
政府多次強調會「建立照顧者資料庫」，讓社工能及早識別高風險個案；但在現實裡，每每聽到的仍是「研究中」。私隱條例、跨部門協作等理由一再被提起，聽起來合理。終於今年７月，政府宣布開展試點計劃了，預計最高能有九千名長者受惠，但全港卻有一百七十萬年滿六十五歲的長者，當政策還在論證當中，生命的逝去卻在日常發生。
政府又設立「照顧者支援熱線」，地區上也有「關愛隊」提供支援，但都有先天限制。熱線需要人主動求助，而孤老往往最缺的正是那份「開口」的勇氣；關愛隊成員即使熱心，也非專業社工，能提供的多是慰問與轉介，而非長期支撐。每一次的「補救性介入」，都證明系統對基層脆弱生命的後知後覺。
必須正視照顧者的角色
照顧者的角色，在香港社會長期被忽略。許多長者仍靠另一位年邁伴侶照顧，甚至連「喘息」的餘地都沒有。這樣的負擔本質上是制度甩鍋——當公共照護資源不足、社區網絡薄弱、私營院舍昂貴，人便被迫在家庭內自救。悲劇的發生，也就不再令人意外。
香港是富裕的城市，但在老人支援這一環節卻貧乏。財富與關懷之間的落差，正由這些悲劇不斷填補。政府可以談創科、談基建、談招商，但當市民在報章上反覆看到「雙老陪屍」、「單老化骨」，那些所謂的「國際金融中心」光環，終將被人道陰影掩蓋。
今日我們談「雙老悲劇」，其實是在談一個社會如何面對老化與孤立。當人們老到無力呼救、制度慢到不能回應，那所謂的「繁榮與關懷」就成了一場幻覺。真正的悲哀，不在於丈夫猝死，而在於故事必須要有死亡，政府才會動起來。
每一次「陪屍」的新聞，都是對整個福祉網絡的道德拷問。照顧者的愛不該比制度堅硬，也不該比政府更勇敢。香港不能再讓下一個「雙老故事」成為我們習以為常的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