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主派將於6月9日，再次發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但是根據Now新聞台日前的報道，指民主派近日留意到，最近開始有人醞釀更激烈的抗爭，稱預備口罩及武器等，不甘於傳統的「和理非」遊行，計劃在終點附近起衝突，以令反對聲音更有影響力。為免遊行被騎劫，有人向傳媒表示，必要時宣布集會結束，與激進行為劃清界線。
與此同時，網上也有類似的消息流出，矛頭直指本土派組織「學生動源」，指他們計劃再次佔據夏慤道，繼而「鼓動輿論，再爭取潛逃外國取得政治庇護」。面對這些指控，「學生動源」鍾翰林在網媒發表聲明，表明「無意於六月九日發起高風險抗爭」。香港警方則表示，他們會密切注視這些激進組織，防範有人策動過激行動。
究竟「學生動源」今次是被人造謠冤枉，還是陰謀被人踢爆，作為普通市民，真相我們無法得知。然而，這單消息已經足以證明，2016年旺角暴動主犯黃台仰棄保潛逃之後，獲得德國的政治庇護，已經產生「破窗效應」(Broken windows effect)，有機會使到反對派變得更加激進，對於香港社會的繁榮安定，亦帶來了不穩定的因素。
所謂「破窗效應」是犯罪學的一門理論，由詹姆士·威爾遜（James Q. Wilson）及喬治·凱林（George L. Kelling）提出，他們以一棟建築的窗戶被打破為例，假如事後沒人報警，破窗又沒修好，將有可能引來更多人破壞建築上的其他窗戶，甚至會人闖進建築之內。假若發現沒人居住，房子便有可能被人霸佔，或者遭到縱火。兩名學者以此為例，指出環境中的不良現象若是放任不管，便會誘使人們仿效，甚至變本加厲。
箇中原理其實非常簡單，一個社會不是有了法律和刑罰，其秩序能夠維持。只有治安單位嚴正執法，法律和刑罰才能產生阻嚇作用，使不法分子不敢輕舉妄動。假若執法一方姑息縱容，法律的阻嚇作用便會失效，不法分子便會有恃無恐，社會的秩序便會因此而崩盤。與此同時，即使執法一方已嚴加監管，但是犯人獲得包庇，並能因此而逍遙法外的話，也會成了其他人以身犯禁的誘因。
黃台仰獲得德國庇護，便是屬於這一種情況。本來，2016年旺角暴動爆發之後，警方依法逮捕黃台仰等人，法院依法懲處主犯之一的梁天琦，已能產生一定的阻嚇作用，反對派當中的激進分子，也因此而不敢貿然行動。然而，德國給予黃台仰所謂的「政治庇護」，加上境外勢力為了扳倒《逃犯條例》的修訂，把黃台仰當日被捕，包裝成所謂的「政治逼害」，激進行動自此之後，便變成了某些人的「上位」契機。
由此可見，利用所謂的政治庇護，引誘反對派激進化，藉此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才是外國勢力包庇和吹捧黃台仰的真正動機。當然，黃台仰當日能夠棄保潛逃，我們的司法機關，也應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一個策劃暴動的疑犯，法院憑甚麼容許對方保釋之餘，還要批出離境許可的呢？筆者希望，我們那班尊貴的法官，能從此事中汲取教訓，明白「千里之堤，毀於蟻穴」的道理。
文 : 文兆基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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