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生危機 反思「教育」的社會角色 文:鄧家豪

學生減少,收生不足

香港出生率低,學生人數減少,幼兒園、小學、中學及大專院校都面臨收生危機。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聯)副主席林翠玲指今年出生嬰兒只有三萬多人,2016年則有約六萬人,認為三年後才是幼兒園的真正「寒冬」。中、小學頻頻傳出減班殺校的風聲;專上院校的學額尤其是副學位供過於求,根據教育局2022年資料,專上院校正提供約六萬二千個學額予約五萬名DSE考生,24間院校當中只有7間收生人數達預期。

教育界面對龐大收生壓力,向當局提出補助或擴大招生方案,筆者不禁反思教育的社會定位及功能。

一流的香港教育

香港一直以來都投放大量資源於教育,質素極高。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舉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和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IEA) 舉辦的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h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TIMSS) 都多次評定香港學校表現名列前茅,國際一流。香港的八間資助大學一樣出色,綜合實力或個別科目表現在不少國際排名榜上靠前。香港教育界的成績斐然,但究竟香港社會是否珍惜及有規劃如何運用這塊瑰寶?還是「有事鍾無艷」,只把教育視為「被通知」的輔助角色?

缺乏長遠規劃 只因定位錯誤

當經濟發展對某種人才需求殷切,社會往往希望教育界火速回應,調適教學內容,為學生裝備相關知識和技能。EMI(English as Medium)、「普教中」、「STEM」和「生涯規劃」等熟悉的用語都是一系列教育改革和方案的代名詞,見證教育界為服務社會和經濟的努力。

然而,為什麼教育界長年臨生源危機,卻未有防範於未然的良方保護來之不易的優質教育資源,長治久安地擴大生源?其實出生率下降不是一時三刻的事,資助學位供過於求也絕非偶然,筆者認為生源危機爆發揭示香港社會只視教育是一間間冰冷的「學校」,對「教育」的定位非常狹隘。社會習慣把教育「供奉」在學校,沒把教育納入重要規劃的版圖,只待之為輔助社會發展的角色,其有關經濟發展及規劃的話語權微不足道,更枉論視教育為帶領發展的核心動力。

定位教育為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領頭羊之一

在去中心化的年代,可以穩定發揮影響力的「中心」越來越少,教育機構及學校比以往的責任更重大;這個「中心」非單單「教學的基地」,而是培養愛國人才、吸收全球人才、帶動資金流入和向全球說好中國故事的前緣基地。西方的寄宿學校、常春藤高中、名校諸如MIT、哈佛、劍橋等教育系統產生強大協同效應,每年吸收大量人才和財富,最重要是帶領文化氛圍,甚至國際「政治正確性」的風潮。香港社會也應有足夠遠大的視野,有意識地運用自身優勢,尤其是運用香港已有的一流教育軟件和硬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教育質素如此優秀,但其潛在價值被大幅低估,故此留學簽證、交通物流、住宿、資金管理和院校條例等相關政策對教育發展的助力不足。筆者認為把香港教育放在帶動經濟、吸納人才和文化輸出的超級引擎的地位,有計劃地徹底釋放其價值,既可解決生源危機,又可推動民生經濟發展。香港要投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教育界應以高遠的視野,重新佈置珍貴的資源和系統,擔起帶頭角色,向全球出發。

文:鄧家豪

香港校外教育及培訓專業協會(HKAEEP)創會會長;慈善機構童理心(Kidpathy)創辦人;教育倡行(Edution Network)董事;御學軒教育集團創辦人及董事;香港教育大學在讀教育博士(EdD)。鄧家豪創辦及投資多間教育企業,以實踐其數據為本的教學理念及推動教育科技發展。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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