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美國或西方勢力在近年來，熱衷於研究甚至發動「認知作戰」 (Cognitive warfare)。根據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定義，「認知作戰」是指利用爭議訊息，破壞社會既有網絡及深化對立，而在作戰過程當中，他們除了會派出媒體或網路間諜，利用他們散播社會對立的訊息，亦會尋找「在地協力者」，即是當地的專家或意見領袖，協助他們散播挑動社會對立的訊息。
這些訊息散播之後，部分人又會因為各種個人因素，或者是純粹認同那些訊息，於是主動幫忙散播這類訊息，藉此游說或爭取其他人的認同。這些人在客觀上根本沒有收取任何利益或回報，甚至主觀上沒意識自己正被「在地協力者」利用，而是單純地認為自己是社會內「覺醒」的一批人，不自覺或不小心地成了「在地協力者」的協助者，並且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有着良好的出發點，是在「拯救」自己所屬的社群甚至是整個國家和社會。
說到這裡，大家再回顧香港近十年，甚至近四十年的歷史，便會發現西方，或更準確點說，是英美兩國早在八十年代開始，已透過傳播西方民主理論，並透過培植一批批的所謂學者、意見領袖及各類組織。大家亦會發現，在八十年代之前，香港雖有一小批大專學生支持西方民主理論，卻被當時港英政府壓制，直到八十年代初期，英國在聯合談判中發現，香港在1997年回歸祖國已成定局之後，西方民主思潮才伴隨着港英推動的政制改革逐步湧現。
換言之，不論是港英於後過渡期積極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抑或是西方民主思潮在香港湧現，乃至是所謂民主派隨着立法局九一直選而誕生，其實都是英國得知自己無法延續殖民統治之後，為了所謂「光榮撤退」所發動的認知作戰，目的是要在香港埋下一個意識形態上的計時炸彈，以便香港在回歸後陷入政制爭拗的泥沼當中，甚至因此而造成社會撕裂與動盪。
與此同時，傳統左派自六十年代一連串工運失敗之後，被港英打壓並轉趨低調，直到立法局九一直選，才急急臨時拉伕，被逼組成政團參與角逐。然而，傳統左派的長期低調及被打壓，已令他們在社會上喪失話語權，甚至連他們自身，亦在潛移默化的過程中，覺得「左派」是個負面標籤，最終使得他們為了跟民主派爭奪議席，亦去照搬對方的意識形態，以此顯示他們亦是支持西方民主理論，藉此爭取市民投票支持。
可是如此一來，整個傳統左派，以及回歸後的所謂建制派，均存在理論缺陷。另一方面，所謂建制派如之前的文章所述，不過是當年為了平穩過渡的需要，於是將傳統左派跟香港原有統治階級硬拼出來的產物，令到他們除了籠統地自稱愛國之外，不論從所屬的階級利益，去到政治信仰，都是南轅北轍，當中亦必然包括不少西方民主理論的信徒，最終令到所謂建制派本身，亦有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西方民主理論的傳播者和擁護者，客觀上成了西方認知作戰的助力。
由是觀之，不論2014年的佔領中環，還是2019年的修例風波，爆發根源固然有着經濟基礎上的深層次矛盾，但是西方勢力自香港進入過渡期，透過散播西方民主理論，藉此在意識形態層面發動認知作戰，所產生的反作用力亦造成香港當今社會撕裂。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重啟政改，只會被視為政治乃至意識形態上的妥協，最終令社會在對方的認知作戰下陷入撕裂，所謂的建制陣營亦有可能不自覺地參與其中。
只有建制陣營構建一套可以分庭抗禮的論述，並牢牢掌握着社會的話語權，才有機會避免政制爭拗而令香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社會撕裂。除此之外，不論《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抑或是完善選舉制度，只能確保香港在政治層面上的國家安全，可是上述提到的認知作戰，並不一定只能用作破壞傳統安全，還可用作製造非傳統安全的威脅，之前提到的抗疫策略爭議，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只是文章已經蠻長，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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