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前文，商學院闡釋的「供求關係」，由於過份簡單，而且只從西方發達國家的角度出發，實有「洗腦」之嫌，總括如下：
1. 重「需求」而輕「供應」，以「價格由供求決定」的理論，輕輕巧巧的否定了生產商的議價能力，認為「價格」與「成本」無關，誘導受眾相信「價格」由「市場需求」決定，變相演譯為「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西方國家手上。
2. 商家推卸社會責任，過份強調「需求」的重要性，認為市場上存在的所有產品及服務，皆因是顧客需求所致，完全忽略了商家或資本家可「製造需求」的客觀事實。如以此法推論，市場上充斥着垃圾食物，市民過度消費，甚至乎毒品流通等等，全都會變成是顧客自身的問題，最多與政府有關，不可能是資本家的責任。
3. 一般認為「供求關係」影響了「價格」，但「價格」也會反過來左右「供求關係」，兩者互為因果。商學院卻鮮有提及炒家操控「價格」來改變「市場供求」的實況。
4. 「價格」上升，不僅衍生出「投資需求」和「融資需求」，還會扭曲了所有人的價值觀，最終也改變了「剛需」。
或許會有人認為，以上的論點並不難明，以西方經濟學的「供求關係」亦可解釋得清楚，又怎能說是洗腦呢？可是，商學院傳授理論時，過份化繁為簡，着實會讓人隨着這種思維模式想歪了，最終「誤入圈套」而不自知。
舉例說，近年香港演唱會的「黃牛黨」問題十分嚴重，幾乎所有演唱會都是「一票難求」，門票一開賣便即售罄，很多小市民不得
以幾倍的價錢光顧「黃牛黨」。由於現行監管法例並沒有包括「紅館」，只要「黃牛黨」沒有在「紅館」附近賣票，便不算是犯法。因此，「黃牛黨」逐漸的「制度化」及「企業化」，以「寡頭壟斷」的方式「囤積居奇」，甚至乎公開的在網上售賣「黃牛票」。
有主張「自由經濟學派」的學者居然認為，「黃牛黨」問題是因為票價太便宜所致。他們認為，只要大幅度提高價錢，便能杜絕「黃牛黨」。以所謂的「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來推論，「供求關係」決定「價格」。既然「黃牛黨」以幾倍價錢仍能把門票售出，正好證明原來的「價格」太便宜了。他們深信，只須提高票價，便能改善「黃牛黨」問題。以上的講法，正好完美的試範了，商學院的「洗腦術」是多麼的高明。
這些學者完全忽略到一個客觀事實，就是「黃牛黨」牢牢的把大部份門票拿在手裡，囤積居奇，善價而沽。簡單來說，當黃牛黨變得集團式經營，有一定的規模，並掌握了「票源」，銷售網絡又變得公開透明之後，便可以在某一個時空控制了供應，大幅提價以牟取暴利。
大家對這種情況，是否似曾相識？這不就是一直以來股票莊家的其中一種炒賣模式嗎？「黃牛莊家」在某一個時空壟斷了供應，以提高價格及收緊供應來製造「供不應求」的現象，使人搶購爭奪，如一個旋渦般使價格越來越高。曾有報道指出，近年的演唱會門票，已炒貴至9.7萬元一張。難道9.7萬元才是「市價」？「黃牛莊家」這般「抬價」，到底會不會損手？
假設莊家手上就是有一百張門票，只要一張9.7萬張的門票有人「接貨」，其餘 99張原價為980元的門票縱然無人問津，也差不多可以回本了。莊家反正已差不多封住「蝕本門」，大可嘗試把門票繼續向上炒至天價，或再等一段時間，才慢慢「派貨」。原理上，如9.7萬元這個水平沒有承托力，尚可一級一級的試，例如先以8萬元放售，賺了一批，才再把價錢往下推。雖然在真正的操作上，要考慮更多因素，例如是場數，頭場或尾場，周末或平日，位置等等，但原理上仍是如此這般。其次，莊家亦不必在限期前把手上所有票都售出，拉上補下，一樣可以大賺。如以集團式經營，就算賣不完也不會在當日以「平價」沽售門票，使市民永遠無法購得。長遠來說，市民只能向「黃牛黨」低頭。
換句話來說，「黃牛黨」其實充當了「包銷」的角色，任意抬價亦扭曲了真正的「市場供求」，顧客是被迫以幾倍的價錢買票，談不上是「真正的市價」。如果光明正大的以「實名制」公開發售，一張門票又怎能賣至9.7萬元？如果演唱會門票在公平公開的情況下，仍能賣至「天價」，發行商和一眾明星，又怎會反對「實名制」？為何不及早提高票價？
由此可見，所謂的「自由經濟學派」學者，過份簡單的概括「供求關係」，傾向把所有市場行為及責任都放在顧客身上，天真的相信「供求關係」決定了「價格」，完全忽略了諸般客觀事實及操作細節，居然不知道商家可以不同的手段操控「價格」、壟斷「供應」及扭曲「需求」。最終，學者以為掌握了真理，還胡裡胡塗的充當為西方國家或資本家的代言人！
商學院潛移默化把西方國家及資本家的觀念植入大眾的腦海裡，教人「誤入圈套」仍不自知，這才是最高明的「洗腦術」。
(待續)
文：寒柏
從事金融業，自由撰稿，醉心武俠小說創作；近期發表《汴京遊俠傳》、《獵頭交易》、《清明上河記》和《天人》等小說。著作還包括《金庸雅集：武學篇》和《金庸雅集：愛情、影視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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