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職工盟前主席黃迺元及前幹事杜振豪，申請5月1日在港島區舉辦爭取勞工權益遊行，他們要求警方不要誇大安全風險，又稱只能保證自己守法。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今早（24日）回應指出，安全風險確實存在。黃迺元、杜振豪雖然是以「個人身份」申請遊行，但遊行尚在申請中，已經出現不正常的政治操作，產生了不利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政治效果，而且，黃、杜亦聲稱不能保證活動合法，警方必須審慎對待這次遊行申請，社會公眾也應理性客觀地分析事件，不能受人誤導。
職工盟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已於2021年10月自行宣布解散。黃迺元、杜振豪近日提出，以「個人身份」申請舉辦「五一」遊行，爭取勞工權益。不過，在社交網絡和媒體的報道中，一直以職工盟前主席及前幹事的身份報道這一事件，在社會上產生的客觀效果是，職工盟雖已解散，但卻仍可以「個人身份」策動和組織遊行活動。
黃、杜以爭取勞工權益為名申辦是次遊行，這本來是民生的議題，但是，黃、杜從公開宣稱申辦遊行的起始點，並沒有就勞工權益作出多少表達，而是一直引導公眾輿論聚焦於能否舉辦遊行之上。近日更進一步，指責警方誇大安全風險，進一步做政治炒作，煽動社會情緒。
很明顯，這種操作手法，仍然是職工盟過去的老套路，爭取勞工權益是假，煽動政治對抗才是真實的目的。這場申報遊行的把戲，本身就是一次挑釁性的政治行動，遊行是否獲准，爭取哪些勞工權益等等，都不是重點，重點的是可以借這次申辦遊行，引導社會公眾，關注所謂的遊行權力「受限制」、「被剝奪」，進而製造輿論，攻擊、抹黑香港。更與海外反華和反中亂港勢力，互相呼應，為香港製造更大的政治麻煩。
黃、杜聲稱，只能保證自己在遊行中守法，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黃、杜向警方提出申辦遊行，是遊行活動的組織者，而不是普通的參與者。組織者必須保證活動本身是合法的、安全的，這是法治社會最基本的要求，又怎能以此反指警方誇大了安全風險？如果組織者連守法都無法保證，又如何說服警方批准是次申請呢？
而且，既然黃、杜只能保證自己守法，既無法識別參加遊行者的身份，又無法保證參與者守法，那麼他們又有甚麼根據指責警方誇大安全風險呢？黃、杜的公開言論，顯示他們根本不在乎公眾安全、社會安寧，刻意淡化安全風險，更反映出他們背後有更險惡的政治用心。
現時的香港社會，表面上看似平靜，實則暗流湧動。警方有責任消除有可能導致社會再次出現混亂的風險，維護好香港社會得之不易的安寧。黃、杜的遊行申請確實存在多方面不確定的因素，而且在申請過程中，已經出現不正常的政治操作，理應審慎對待。
政府將5月1日列為法定假日，本身就是重視勞工權益的表現。在法治社會的基礎上，政府也一直在完善法律，提高對勞工權益的保障，雖然現實中仍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社會仍然可以透過多種合法渠道和方式，表達訴求，反映意見，推動政府作出改善。
民間有許多關注勞工權益的團體和組織，一直有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訴求，而今年，有多個體團、組織和個人，因應安全和社會風險等原因，放棄或取消五一遊行活動，改以其他方式表逹訴求，反映出香港社會仍存在較大的安全風險，社會公眾也應理性看待這一事件，不能被別有用心的人所誤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