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烈顯倫（Henry Litton）再次撰文批評司法機構迷失方向，容讓「人權產業」在香港壯大發展，包括在司法覆核程序遭濫用之下，法院卻脫離現實、活在「幻想世界」，不關心特區的治理，情況荒謬。
烈顯倫在一篇題為「Has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lost its way?」的文章表示，早在4年前開始便曾發表以〈香港司法機構是否夢遊到2047年？〉（Is the Hong Kong Judiciary Sleepwalking to 2047?）的一系列文章，指出香港司法機構遭「人權產業」控制的情況，由20多年前直到今時今日仍在出現。但由於法院的判決過於冗長，令人難以深入探究，結果這問題猶如癌症般擴散。
烈顯倫批評，「法院一直活在文本和潛藏文本的幻想世界」（the courts dwell in a dream world of text and sub-text），但不關心特區的治理；而所謂的「法律」，亦只回應自身的深奧訴求，脫離現實（detached from the real world）。
在文中，烈顯倫以港珠澳大橋為事例，指這種規模的大工程的進度理應遵照時限施工，否則會引致超支。即使內地方面已於2010年初動工，但香港方面的工程卻受阻滯。當時，東涌富東邨女住戶朱綺華申請司法覆核，要求撤銷環保署長批准人工島和北大嶼山公路連接線的施工決定。2011年4月，高院法官頒判決撤銷相關施工決定，比朱申請司法覆核時已相隔一年多時間。
上述案件的核心，涉及環評報告對於這些項目在「營運階段」的空氣質素評估是否充分。烈顯倫批評，「營運階段」牽涉大橋建成後的時間，屆時的空氣質素與建造工程期間產生的噪音、環境損害無關；有「專家」更推算在大橋落成後，東涌的空氣質素可能於2031年出現「最壞情況」。烈顯倫認為不論朱女士的申請還是法院的決定都令人難以置信。
烈顯倫批評，處理該案的法官遭與訟律師的爭辯理據掩埋，錯誤着力於細讀技術文件，卻忽視了更為明顯的問題，例如申請人朱女士為何會突然想到東涌20年後可能出現空氣污染、「她是否作為試圖動搖香港政府的煽動者代理人？」（Was she a proxy for agitators seeking to destabilize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烈顯倫認為更重要的是，一旦法庭撤銷環保署長的施工決定，令工程停頓，將會對社區帶來甚麼後果？烈顯倫認為，主審法官既掌握全案，須就案件判決承擔責任。烈顯倫並引用香港環境影響評估學會早前的估算，推斷法官的命令導致大橋項目因而推遲了兩年，造成近80億元的公帑損失。
後來上訴庭反駁了原審法官的結論。烈顯倫指由於原審法官大錯特錯，即使其判決被撤銷，但大量公帑已經被浪費，然而司法機構對此漠不關心，只有律師是最大贏家。
烈顯倫批評如此荒謬的案件竟獲法援支持而打到上訴庭，可見司法機構存在明顯弱點，而「人權產業」則乘勢日益增強，並開始以利用《基本法》條文為武器，去攻擊既有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