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風暴令香港處於一種令人不安的動盪中，到底這場看似沒完沒了的政治風暴要持續到甚麼時候？其背後的核心問題是甚麼？未來的發展趨勢如何？《堅雜誌》專訪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教授。
按劉兆佳分析，這場風暴是香港市民學習如何與中央及內地相處的痛苦過程，從衝突中逐漸學會有哪些事可以做，有哪些事不可做，回歸理性和務實，這才可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文：文 武 圖：黃冠華
劉兆佳認為，這場政治風暴實質上是由於特區政府在處理修訂《逃犯條例》時的政治失誤，而引爆了香港長期累積下來的深層次矛盾和政治怨氣。這場風暴又為外國勢力所利用來對付中國，將問題逼向中國的外交層面，同時又是有關一國兩制的兩種不同理解觀念的碰撞，而最終將決定一國兩制將來的發展方向，所以事關重大。
反修例風暴自6月9日引燃之後，在香港社會掀起了前所未見的狂風巨浪，不但特首林鄭月娥及特區政府為之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中央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亦罕有地多次發言表態，更加令香港成為世界的焦點，以及中美兩國政治角力的戰場，那麼這場風暴的核心問題到底是甚麼呢？
不能讓香港成為顛覆基地
劉兆佳認為，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一國兩制下，怎樣處理好香港同中央關係的問題。雖然一國兩制政策很簡單，中央尊重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但與此同時，香港又要負起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不能讓香港成為反對中央的地方，特別不能成為被內外勢力利用，成為對付中國的顛覆基地。劉兆佳說：「如果各方面遵守，就相安無事，但偏偏香港的反對派過去幾十年來，突出第一個原則，完全漠視第二原則，就是完全不能接受一國兩制的條件和前設——香港不能夠成為顛覆基地或滲透基地。」
中央重新詮釋鄧小平一國兩制
因而中央認為，香港有人對一國兩制作另類詮釋，將香港看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挑戰中央權力，或甚至不承認中央權力。當中央說有全面管治權的時候，反對派就危言聳聽，說中央要全面接管香港，破壞高度自治，諸如此類。這種另類詮釋，在過去幾十年來，在年輕人中越來越流行，但中央到近幾年才開始補救，重新開始強調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詮釋。
中央的補救措施來得比較遲，當中央採取措施保護中央權力，並重申中央一直以來對一國兩制的看法，特別突出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基地、滲透基地。中央要守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一國兩制的行動，跟反對派和年輕人的捍衞高度自治，一定會產生衝突，這些衝突在過去幾年不斷地反映出來。
特區政府失誤激發潛在矛盾
這次反修例事件不是中央引發出來的，反修例激發起潛在於香港人心中對中央、對內地的不信任，因為特區政府工作嚴重失誤，提供一個契機，讓這些潛在着對一國兩制和對中央的不信任，以及過去幾年的連串政治事件，無論是人大解釋104條，取締香港民族黨，DQ一些立法會議員的資格，這次全部藉機爆發出來。當然，也包括很多年輕人對社會民生不滿，對個人的前景，對社會不公平現象，對住房的問題，種種的不滿，一次過爆發出來。而其中的核心，實際上反映出香港仍有不少人仍未接受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仍未願意採取一種互讓互諒的態度去處理與中央及內地的關係，仍將香港看作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如果滿足不了他們的這一要求，他們就會採取一些對抗性的行動。
反修例風暴矛頭轉向中央
這件事的開頭並不針對中央，但慢慢地將矛頭轉向中央，因為中央才是權力之所在，特區政府基本上聽命於中央：「往後民陣要搞八三一遊行，挑戰人大常委會的權威，然後是十一國慶遊行，這些行為已走向針對中央的層面，所以現在這件事已經不再是本地的事務，已逐步由針對特區政府走向針對中央。」
而且，事件已由本地事務變成國際事務，這令中央更加不高興。中央從不怎麼講外國勢力，到強調有外國勢力，再點名美英兩國，連董建華也出來講美國和台灣。外國勢力藉這件事來打擊香港與中國，尤其是打擊中國，藉這機會來損害中國的國際聲譽，講中國背信棄義，加強對香港控制，違反一國兩制，從而質疑一國兩制的成效。中央一直以來都要防範香港問題走向國際化，現在美英和西方國家刻意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利用香港亂局，達到制約中國的目的。
中央不會向挑戰勢力退讓
劉兆佳認為，中央及香港反對派有關一國兩制的衝突，兩條路線的鬥爭持續了幾十年，回歸之前港英政府和香港反對派就不斷宣揚有別於中央及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這套另類詮釋，在香港有滋生的土壤，更透過媒體和老師，在社會上和學校裏宣揚出去。就算中央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亦難以一下子將其扭轉過來，必然要經過一個激烈鬥爭的過程，最後看哪條路線勝出。如果香港的反對派及年輕人那條路線勝出的話，中央就不會再搞一國兩制了。換句話說，中央不會對挑戰一國兩制的勢力，不論來自內部還是外國，作出退讓。
成功與否繫於港人是否盡責
劉兆佳認為，一國兩制能否成功，重要的是香港人能否做好自己的那部分責任，習近平提出的三條底線就是中央對港的最低要求，如果接受了這些，許多問題都可以解決，包括香港政改的問題：「鄧小平從來沒有說要求香港人愛國愛黨，中央並沒有說要搞非殖民地化，不會在香港進行所謂的政治教育宣傳，也不會清洗持不同意見的教師和媒體，因為他們覺得不需要。」
劉兆佳認為，假如香港的反對派願意將其政治野心、政治活動，局限於香港九龍新界之內，不會損害到國家利益，不會威脅國家安全，又不會讓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對付內地和中共政權。中央樂意給香港民主，事實上中央也知道如果香港能加大民主步伐，有利於社會改革，促進社會公平公義，減少社會矛盾。
反對派搞對抗走錯了路
然而，現在香港的反對派卻走錯了路：「如果你想爭取社會改革，縮減貧富懸殊，減少財富集中，促進更多公平正義，應該先去爭取到中央對你的政治信任，那才有機會在香港以改革力量的身份去取得政權，才能推動經濟社會的改革，為減少香港矛盾出多一點力。」
但反對派卻將社會民生放在次要的位置去處理，只希望向中央爭取權力，又擺出對抗姿態，現在還與外國勢力勾結在一起，不僅爭取不到政制改革，甚至將來特區政府都不敢拉攏反對派。這也證明了反對勢力本質上是對抗的。
改變困局倚靠香港人理性務實
這個死結怎麼解呢？劉兆佳認為，改變香港的困局，並不能倚靠反對派，而是要倚靠香港市民的理性和務實，香港市民必須要知道自身的生存基礎在哪裏，知道自己的發展基礎在哪裏，知道自己與中央和內地的共同利益在哪裏，知道如果採取對抗的姿態代價是甚麼。但這個過程是一個雙方磨合的過程，是一個非常痛苦的過程。香港市民如果仍堅持以為自己可以透過鬥爭行為，仍以為自己有相當龐大的討價還價力量去對付中央，就大錯特錯：「很簡單，你面對的是一個不願意向你妥協的中央，你面對十四億同胞，你憑甚麼力量去逼使中央和十四億同胞向你讓步？讓你得到政治權力，又不願意負起保衞國家利益和安全的事呢？」
劉兆佳指出，客觀上香港越來越倚靠內地和亞洲，但主觀上香港越來越抗拒內地和亞洲，這種主客觀趨勢相衝撞，最終是客觀趨勢取勝，這個調整過程很痛苦。這次衝突，特區政府可以放棄《逃犯條例》的修訂，但其他的訴求，包括雙普選和「港獨」，是不可能有讓步的，所以這個痛苦過程就試出香港市民能做甚麼和不能做甚麼，將來有利於從務實角度、妥協態度去處理好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這樣才能令一國兩制行之久遠。
年輕人要有政治現實感
對於香港的年輕人，劉兆佳認為，改變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對國家的態度，如果能做得到那是最好，但這並非最重要。因為從鄧小平一國兩制去看，並不是要香港擺脫西方一套價值觀，實際上香港的制度建基於西方的價值觀，突然不要這一套，香港對中國仍有甚麼價值呢？
年輕人要有政治現實感，要知道面對的是得到十四億人民支持的強大國家，中央政府是得到十四億人民高度支持的政府。根據美國研究機構做的研究，中共政權是少有最得民心的政權，全球排名十三名之內，大部分國民認同國家向着正確的道路前進，劉兆佳反問：「這樣的政權，你怎麼能想要靠區區幾百萬人，一小撮人去撼動呢？就算得到英美政府支持又如何？能撼動十四億中國人嗎？」
希望年輕人從反修例風暴中學習
所以香港的年輕人要搞清楚自己在爭取甚麼，如果爭取的只屬於香港內政的，房屋、教育、就業問題，可以找特區政府，而中央政府很樂意幫忙。但不能本末倒置，將政治目標放在實務目標之上，搞「港獨」、本土分離主義、公投自決，不斷走去外國唱衰共產黨，唱衰中國，唱衰一國兩制，到頭來受害的是自己。也就是說，年輕人有理想，特別是爭取民主和推動社會公平公義，但又要有現實感，千萬不要以為衝擊共產黨就可以達至目標，反而會轉向一個無建設性方向。劉兆佳說：「經過這場鬥爭，我希望第一，年輕人不要因為被人鼓勵慫恿而付出太多，第二通過這個過程得到一些政治現實感，對一國兩制、對中央有更確切的認識，對指導日後的行為有幫助，孰輕孰重，工作重點和政治鬥爭形式要有更理性的思考才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