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四大中央駐港機構首次在香港聯合舉辦了「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隆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長期研究香港歷史的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劉蜀永教授接受《堅雜誌》專訪時指出，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社會的關係源遠流長，與社會經濟和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共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和香港都有很密切的聯繫，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中共實際上也是香港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劉蜀永認為，在中共建黨百周年之際，香港社會有必要通過歷史，思考如何建立與中國共產黨正確關係的問題，認同中共領導中國政府的現實和憲制框架。
文：文 武 圖：黃冠華
6月12日，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公署、駐港部隊聯合主辦，香港特區政府特邀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論壇發表主旨演講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的創立者、領導者、踐行者和維護者，也預示着未來將會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地擺正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特區的領導地位，在香港踐行和維護「一國兩制」。這是香港首次公開舉辦中共建黨周年慶祝活動，這次活動在香港社會引起關注，有不少有識之士提出，香港應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只有處理好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國兩制」才有可能行穩致遠。
港人應多學習了解中共歷史
劉蜀永教授認為，香港社會有必要藉今年的中共百年黨慶，多學習了解中共歷史，特別是香港與中共的歷史淵源，加強國家認同。他認為，今年有部分市民，特別是中資機構和愛國團體中，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學習了解中共黨史的熱潮，不僅找一遽書籍文章來看，也舉辦很多活動，特別是很多團體去尋找當年中共領導港九大隊抗戰的歷史遺跡等等，這是好的現象。
他指出，加強國家認同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大的前提條件。國家認同是多種層面的，既包括對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認同，也包括對國家政治上的認同，對中共領導中國政府的現實和憲制框架的認可和認同。通過歷史教育，使香港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能全面地看待國家發展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中共成立一百周年時，香港社會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要處理好香港社會與國家的關係，特別是香港社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要建立一個良性互動的關係，香港社會才能很好地發展。
中共重視香港的獨特地位
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其實是源遠流長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十分重視香港的獨特地位和作用，也對香港經濟、民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劉蜀永指出，香港從歷史上看，就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交通四通八達，信息也比較流通。在中共建黨初期，當時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建立馬克思主義小組、共產主義小組的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廣州等等少數幾個，香港是其中之一。
早在「五四運動」後不久，1920年時香港就有三位年青人創辦了一份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刊物——《真善美》，而且他們當時還有機會見到了途經香港前往廣州的陳獨秀，受到陳獨秀的鼓勵，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23年在香港成立了共青團支部，後來成立了中共黨的小組。
政治上穩定香港 經濟上支持香港
從歷史發展來看，中共百年發展的每個階段，和香港都有很密切的聯繫，但不同的階段的影響是有差別的。劉蜀永指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共主要是利用香港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保存和壯大自己，然後在國內搞革命活動，在香港從事反對外來侵略的活動，另外為新中國的成立做準備工作。
1949年之後，中共在中國成為執政黨，戰略上仍然是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服務，但是對香港的影響力已大為增強，成為影響香港社會發展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很有戰略眼光，政治上穩定香港，經濟上給香港大力支持。比如1949年解放軍大軍南下，當時毛澤東、周恩來，就下令野戰軍到了羅湖口岸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這一線，就要停下來，就是避免香港社會引起恐慌或者動盪。改革開放之後，中共提出「一國兩制」方針，首先保證了香港順利回歸，然後又保證了香港回歸以後能夠繼續繁榮發展。
回歸前經濟起飛中共是重要因素
不少香港市民一直認為，在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的經濟起飛和社會發展與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多大關係，不過劉蜀永指出，在香港經濟起飛的階段，中共實際上是香港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香港經濟曾經發展得非常好，比如在1997年，當時香港經濟發展速度差不多是世界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兩萬多美元，在亞洲僅次日本、新加坡，比當時的英國、澳洲的水平還高。劉蜀永認為，香港經濟發展得好，不是單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香港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地理位置很好；其次是英國人實行自由港政策；還有香港人本身頭腦靈活，根據形勢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營商的模式等等。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則是中共領導的中國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發展，香港經濟上取得的成就是中央對香港實行「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以及後來的改革開放的國策所決定的。
香港工業化得益中共國策
劉蜀永指出，香港很長期間是一個轉口貿易港，到了1950年代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對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經濟封鎖，實施禁運。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傳統的謀生手段——轉口貿易受到極大的影響，只好實行經濟轉型，朝着工業化方向發展。
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國策之下，中央盡量地避免香港社會動盪，為香港經濟提供很多方便。比如說東江水供港就是一例。香港的水資源非常缺乏，二次大戰之後人口突然大量增加，然後又搞工業化，特別是發展需要大量用水的紡織業、印染業，所以在1963年時出現了嚴重的水荒。
東江水解決民生經濟困境
「當時自來水還未進入家裏面，在街上有水喉，老百姓這麼來取水。由於缺水，當時香港政府規定4天才供水一次，最嚴重時是這樣，而且一次只供10小時。」劉蜀永說：「當時一些愛國團體，比如中華總商會、工聯會等，希望內地支持，而且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也要求中國政府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總理就拍板要求深圳東江供水工程。」
修建東江供水工程時，正是1960年代，是中國經濟暫時困難的年代，在那個年代，中央從援外的資金中，拿出3,800萬元人民幣（在當時是一個天文數字）來修建東江供水的一期工程。而且周恩來還特別要求這個工程由中國政府自己來搞，最後只要求收回工程成本就可以了。「當時一噸救命的水，收費是人民幣一毛錢（一毫子），是很低的。這就解決了當時香港民生和經濟發展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如果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香港老百姓生活很受影響，更談不上經濟發展了。」
「三趟快車」食品工業原料穩定供港
另一個例子，就是「三趟快車」，中國內地的食品、工業原料穩定地供港。中國的食品、原料的價錢低於國際市場，很均衡地供港解決了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的大問題。由於供港食品、原材料成本比較低，加上當時港府也有搞公共房屋政策，就使得香港的勞動力成本下降，提高了港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了香港經濟發展。
到改革開放時期，香港人到內地辦廠投資，是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貢獻者，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當時香港經濟發展起來積累了大量的資金，香港本身市場狹小，資金正在找出路，正好內地改革開放需要大量資金，解決了香港資金出路的問題。
改革開放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當香港經濟發展起來以後，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逐漸升高，這也制約經濟發展。比如說，1997年時在內地一個工人一個月工資大約4百元，香港工人一個月工資大約是10倍，土地成本也有類似的問題。由於內地有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吸引了港商北上。因此，那一個歷史時期體現出的是，中共改革開放的決策極大地推動了香港經濟發展。
香港在國家發展具獨特地位
從歷史上看，香港在國家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香港處在中國南方一個偏僻的地方，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人知道香港。中國的正史中，只有宋代的《新唐書》，曾有幾句話的記載，指在唐朝時候，屯門曾經是一個廣州的外港。
香港正式進入中國歷史中心的舞台，是在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和香港都有關係，從辛亥革命開始，以後有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到抗日戰爭，新中國成立，國家改革開放等等。不同時期，香港都有她獨特的影響和地位，都沒有缺席。
改革開放前香港地位更為重要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劉蜀永指出，相比之下，改革開放前香港的地位更為重要。他說：「在很長一段時間，香港是國家很少對外開放的通道，後來有一段時間，在中蘇關係惡化之後，香港差不多是一個唯一的對外開放的通道。」
改革開放後，內地的城市也可以直接和國外進行貿易交流，香港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但不等於說香港不重要，國家仍然一如既往地用各種措施，特別是經濟上通過CEPA、個人遊等方式，繼續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國家一直重視香港獨特作用
香港今後怎麼發展？還能不能夠發揮獨特作用？劉蜀永認為應該從國家和香港兩個方面去看待這個問題。國家一直很重視香港獨特的作用，在不同時期的國家規劃中，都把香港列入其中，希望能用香港所長，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社會怎麼理解和配合國家發展，也要做很多事情，特別是特區政府一系列工作要跟得上去，這樣香港才有可能在國家未來的發展中，扮演獨特的和重要的角色。
社會一直存有懼共恐共思想
香港社會一直對中國共產黨存有偏見和誤解，劉蜀永指出，香港社會的情況確實很複雜，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香港居民大多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從內地移居來的，特別是二戰以後，內地國共內戰，新的國家政權誕生了，內地有一部分人因為政權更迭，到香港來了。後來，內地從1949年以後也不斷地搞政治運動，也有一些人為了逃避政治運動，到香港來。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香港人口構成中間有一些人存在懼共、恐共的思想基礎。
西方國家也把香港當成是一個意識形態方面反對共產主義的橋頭堡，他們也在香港進行各種宣傳活動，間諜活動等等。這些情況造成香港社會有一批人，有反共的情意結；這一部分人也不是特別少，有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西方國家普遍懼怕中國崛起
但這些情況也在不斷地變化。比如說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初期，國家經濟發展了，香港從國家經濟發展中得到大的好處。國家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也比較好，交流也比較順暢，那段時間反共的思潮社會市場相對比較小。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經濟上進一步崛起，變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崛起感到很恐懼，千方百計地打壓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情況又變得複雜起來。同時加上回歸以後，香港社會還存在其他方面的問題，如經濟轉型做得不好，國民教育、歷史教育做得不到位，還有一些傳媒對國家發展中的一些問題，正面的報道比較少，反而大肆渲染一些負面問題，這就造成了很複雜的情況，使問題變得更嚴峻起來，後來發生了過激的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
香港要在教育層面下功夫
劉蜀永指出，要解決這種問題不能只靠單方面去做，有些問題要靠國家層面去處理，比如國家怎樣處理好同西方國家的關係，在國際上怎樣擴大國家的軟實力，在外交方面怎麼開展工作。在香港的層面則要做好經濟轉型，解決民生問題，也要在香港教育的層面下功夫，包括通過歷史教育，使香港市民，特別是年青一代，能全面地看待國家發展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這是長期需要解決的問題。
少數人歪曲歷史宣揚港獨
談及歷史教育，劉蜀永指出，過去一段時間，有少數人在著書立說，借歪曲歷史宣揚「港獨」思想。他說：「有一本書叫作《香港民族源流史》，就是從歷史上找一些只言片語的史料，把香港說成是自古與中國人就不是一回事，很系統地，從古到今，找一些個別的歷史現象，說成是普偏性的情況。比如，鴉片戰爭期間，是有個別人，比如蜑家人幫助英國人，他就說這些人代表了當時的香港人，就是把個別事例當作普遍現象來說，用這種手法去歪曲歷史，誤導年青一代。」
劉蜀永指出，為甚麼「港獨」思想在部分年青人中有一定市場，有一些年青人附和，除了外來勢力的影響，以及部分年青人遇到生活中的不如意的影響之外，他們受到錯誤思潮的影響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善用本地資源強化歷史教育
他認為，今後特區政府要有意識地加強歷史教育、國民教育，應該通過加強香港史的教育，通過香港史去加強對國家的認識。要善用本地歷史資源，去開展歷史教育，國民教育。劉蜀永說：「其實本地有很多資源，特別是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遊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其實有很多感人的事迹，這些事情要讓香港年青人了解和知道。通過身邊的事情，他們會感到更親切。首先要把本地的資源也充分利用起來，這樣可能是加強歷史教育、國民教育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