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肆虐近兩年，回顧疫情前期，各國就病毒源頭、其全球性散播、實際感染人數等開展輿論戰，揭示了社交媒體下輿論戰的新常態，以及中國需持續發展媒體外交的重要性。而在今年五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習近平強調中國必須加強建設國際傳播能力，以形成和中國綜合國力及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反映出發展媒體外交國際傳播能力是迫切而重要的 。
政治輿論戰
輿論戰並不是政治舞台的新產物。中國和不少西方國家之間的輿論戰從不間斷。從上世紀末期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到擾攘多年的香港、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再到近年「一帶一路」的危與機等，一直是中西方輿論戰的主題。政客透過輿論戰向中國表態，牽制中國發展之外，更圖個人政治利益。如早前美國大選，拜登指責特朗普推諉中國抗疫緩慢以轉移國內對新冠疫情蔓延的不滿，而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則以「北京（的）拜登」等廣告暗諷其對中國較溫和的取態，以爭取國內選情。
但不同的是，過往的輿論戰多集中在傳統政治場合，民眾大多是輿論戰的觀眾，甚少參與其中。然而社交媒體則改寫了輿論戰的規則。縱使民眾不一定明瞭事件的前因後果，但都可以透過社交媒體上的「轉發」、「標籤」等功能，成為輿論戰的推動者。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會根據用戶喜好而顯示內容，更加深了網民對各種輿論和標籤的既定印象。這對各國的公共外交都帶來莫大挑戰。
疫情輿論戰
以新冠疫情初期為例，數據顯示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在推特使用「中國病毒」一詞以批評中國需為世界疫情負責後的一週內，「中國病毒」標籤的使用增加率比「COVID-19」標籤的使用增加率上升多出23倍 。政治人物帶頭在社交媒體上掀起輿論，用戶便透過讚好、轉發等成為輿論戰的推動者。
相類似的標籤也用於批評中國以封城、健康碼追蹤確診者等抗疫手法過於嚴苛。甚至近期中國大力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等舉動，亦被冠上「疫苗外交」之名。然而，相同的抗疫手法後期於不少歐美國家廣泛使用，而美國早前亦宣布會向國外供應8000萬劑疫苗 。但由於社交媒體的特殊性，這些舉動不足以修補外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或提升該些中國政策在他們心中的認受性。加上中國的公共外交策略中較少發展國際輿論傳播，而中國國情和政策在國際媒體能見度又偏低，即便是「戰狼式外交」也難以長期抵擋由外國政客發起，並在社交媒體極速發酵的中西輿論戰。
輿論戰雖流於舌劍唇槍，但卻可以波及國際盛事。例如近年的香港反修例風波，以及新疆人權問題等，已促使不少國際人權組織倡議抵制明年開幕的北京冬奧會 。早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亦已呼籲對冬奧進行外交杯葛 。在社交媒體盛行的年代，重新定位和持續發展媒體外交，有助塑造中國的國際形象和為政策護航。
建設國際傳播能力 持續發展媒體外交
媒體外交可分為兩部分，其一是運作國內的大眾媒體以統一外輸的消息，其二是直接與外國媒體交流、共同合作和管理信息，以影響其報導傾向和重點。以美國為例，由於其國內媒體總實力可媲美外國媒體，因此多年來便可直接利用國內龐大傳媒體系進行媒體外交，擴展不同美國政策的利益 。
目前中國的國內大眾媒體發展頗為成熟，但在國際社會設定議程、或影響輿論的能力，和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媒體比較下相形見拙。公共外交藍皮書形容中國仍處於公共外交的「萌芽階段」，而國策國情的媒體能見度大多集中於發展中國家或一帶一路國家 。他們對中國的敵意較低，亦甚少成為輿論戰的發起者。
因此要精準發展媒體外交，中國除了應持續在友好國家推廣國策國情外，更應循以下三方面發展：第一，由於現時的輿論戰，或者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源於中西政治文化和發展模式南轅北轍，一時三刻確實難以化解。中國應透過傳統及新媒體主動展示近年於航天、科研、物流等方面的發展成就，中和這些固有印象；第二，其實國內不乏學者在紙媒報刊上解讀國情國策，可惜甚少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曝光和引起討論。大型智庫或學者的研究成果應透過國際新媒體、學術期刊等傳播到國外，甚至可主動接受國外媒體的訪問，協助國際社會站在另一角度解讀中國發展；最後，中國外交官員亦應在國際社交媒體持續保持活躍，針對外國政客的言論作出及時和具新聞效應的回應。這三點若持續發展下去，將有利加強中國在國際社會設定議程、影響輿論、回應指控的能力，避免過度的輿論波及政策進展和國際形象。
文：何泳瑶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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