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逾兩年的抗疫戰，經歷5波疫情，以今波戰況最激烈，背後一班基層員工在戰線上一直緊守崗位，默默付出協助應對疫情，但政府防疫失策令疫情失控，增添他們工作壓力，難免滿腹怨氣。
有政府救生員本着救急扶危職責，自動請纓走上最前線做抗疫義工，但礙於政府安排「甩漏」，對求助者愛莫能助；有醫管局支援職系員工指，前線員工「賣鐘、賣假」用心打仗，但醫管局管理層卻未有聽取員工訴求；有醫院外判清潔工雖做病房清潔工作，卻因職位名稱並非「清潔工」，未能受惠於「防疫抗疫基金」津貼，大感不公。其實，社會指望政府有實質政策遏止疫情之餘，每位前線抗疫人員亦應獲得尊重。
文：本刊記者 圖：黃冠華、受訪者提供
拯溺員總工會主席鄧子安：「政府安排「甩漏」，令市民徬徨無助！」
「作為救生員，本身職責就是救急扶危。在這些重大疫情發生時，康樂設施一般會關閉，我見其他部隊例如醫療輔助隊、民安隊也有參與，當時我想也不想便報名，希望出一分力。」香港政府拯溺員總工會主席鄧子安向記者憶述，兩年前疫情爆發初時，他已響應時任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號召，加入義工團協助抗疫。
對病毒認識不深 義工非常緊張
2020年疫情襲港，政府1月底宣布關閉所有康文設施包括泳灘，避免市民聚集。任職政府救生員11年，主要駐守泳灘的鄧子安，表示當時政府宣布公務員在家工作，救生員包括在內，便決定參與抗疫：「當時可以揀去衞生署或民政事務局，我沒有揀，心想哪裏缺人便去哪裏，結果獲派了去衞生署，首個任務就是去駿洋邨幫忙。」
政府當時徵用房委會新落成的火炭駿洋邨作為檢疫中心，接收需要接受強制檢疫人士入住，包括滯留在日本橫濱，郵輪「鑽石公主號」回港的港人。鄧子安被派到醫療站工作，協助醫護人員整理牌板及為入住人士登記。由於檢疫中心設立初期沒有電腦，全部工作只靠人手：「完全沒有休息時間，早上8時工作至下午4時才可以去食飯。」
由於當時對新冠病毒認識不深，加上物資不太充足，鄧子安見到所有工作人員都很緊張，當發現有人確診，大家都很驚，在安排上亦有少許混亂。他憶述：「當時剛開始工作，有個確診長者被驗到發燒，需要等候送院，當時沒有人願意走近他，我坐在附近陪他，由早上10時等到下午4時才成功送院。這件事印象很深刻，亦顯示出因為混亂或者程序問題，令他（確診長者）等候多時才能送院。」
每次疫情開始程序都運作不好
在隨後的第2、第3波疫情，鄧子安繼續做抗疫義工，包括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為抵港人士登記進行檢測，亦曾到指定檢疫酒店處理抵港人士入住及退房登記。其後政府在2020年9月進行為期兩周的自願「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他亦有參加成為登記員。但在第4波疫情期間，他打算到疫苗接種中心工作，卻因為太多人報名參與，未被抽中。
直至今年年初爆發第5波疫情，鄧子安獲安排到最早爆發疫情的葵涌邨逸葵樓負責派飯，他感到情況與之前幾波疫情有所不同：「開始社區爆發，雖然今次病毒殺傷力不大，但感覺是即使做到最好，都未必遏止到今次疫情。」當時他要逐家逐戶拍門派飯，完全不知道哪一戶有確診者，加上可能受影響人數太多，政府安排「甩漏」，令市民感到徬徨無助：「其實已經去到第5波，但每次開始個程序都運作不好，令市民很無助。例如他們不知何時要做檢測，看見我們便追問，其實我們只是派飯，很多事幫不上忙，我們也感到失望，有點沮喪。」
鄧子安認為，本港疫情去到第5波才失守，在失望之餘亦看到政府預防工作做得不足。他以救生員工作為例，在救生瞭望台當值時，職責是要透過觀察預防事件發生，當有事故發生時就需要進行拯救：「我認為政府要想一想，在預防事件有機會發生時，應盡早採取措施，或者詢問更多人意見，可能在程序上會做得好些。」
疫情未完當然要一直幫忙
雖然連續5波疫情鄧子安都勇於參與抗疫，但他並不擔心確診：「如果人人擔心，就沒有人站在最前線。」育有兩名子女，太太初期都反對他走上最前線，認為有感染風險，是不顧家人安全。鄧子安卻認為，做抗疫義工幫助有需要的人，可成為子女最佳身教，太太最後亦支持他。
近日鄧子安又被抽中參與民政事務總署的物資支援隊，向居家抗疫人士派送物資，一次又一次參與，只因疫情仍未完結：「疫情未完，當然要去。救生員工作是即使那人已沒有心跳呼吸，都要盡力去救，正如疫情一直未完，即是一直未康復，當然要一直幫忙，不可放棄。直到疫情可以完全遏止，或者對市民無傷害時，我們才可放鬆。」鄧子安期望政府能夠攞出有實質作用的政策來遏止疫情：「雖然我不是專家，但希望疫情不會再持續很久，希望沒有第6波，今波是我最後一次幫忙。」
醫管局支援職系工會主席吳偉玲：「求有好裝備，期望下情上達！」
「我現時做Dirty Team（專門照顧確診患者的隔離病房）都是隨心，做到幾多做幾多，我自己做足感染控制，假使中了也沒辦法，中了就等康復後再幫忙，因為大家都做得很辛苦！」專門收治嚴重智障人士的小欖醫院，任職病人服務助理的醫管局支援職系工會主席吳偉玲表示，在5波疫情中，今次是首次在Dirty Team工作，與病毒最接近。
染疫人數大爆發 醫院加確診病房
小欖醫院並非聯網中的主要醫院，在疫情下即使有病人確診，只會送往鄰近的屯門醫院，但今波疫情確診病人每日倍增，急症室亦被逼爆。
吳偉玲憶述，在急症室逼爆期間，送一位病人去屯門醫院時，目睹急症室慘況：「當時要我過去，我心入面有點怕，去到見到急症室全部用屏風隔着，內裏的人全是確診者。」當時醫院護士對吳偉玲訴說人手不足，希望她留下幫忙餵飯：「我覺得大家都很用心，所以自己也不可以退縮。」
隨着感染人數大增，小欖醫院的確診患者亦日漸增加。今年3月初，醫院將其中一個病房改為接收確診患者，該病房正是吳偉玲工作的病房，她順理成章加入Dirty Team。
Dirty Team病房高峰期約有40名病人，病人服務助理需為病人餵食、換片、量血壓等，工作量很大：「因為病人是嚴重智障，餵飯時會『兜口兜面』往你身上噴。有些不肯吃藥，需要幾個人按着餵食，但他又會往你面上噴，所以風險很大。」吳偉玲每次出入病房都需要更換全套個人防護裝備，以減低感染風險。
同事「賣鐘賣假」盡力幫忙
在醫管局工作17年，吳偉玲直指今波疫情最嚴重，單是她工作的病房，至少有5、6位同事被感染，多間醫院出現人手緊張，很多同事要「賣鐘、賣假」幫手。最普遍是8小時工作加至12小時，即「賣鐘4小時」，亦有部分會「賣假直踩」，即不放假接連上班工作。吳偉玲認為，醫護人員亦需要休息，才有氣力繼續「打仗」：「如果你將例假全部賣光，我怕大家都捱不住，始終是辛苦錢，大家要盡力但亦要休息。」
建議管理層到前線工作一天
前線雖盡心盡力工作，但醫管局卻未有「貼地」聽取員工訴求，更由於安排失當，令員工怨氣大增。吳偉玲記得兩年前疫情爆發初期，醫管局曾提供酒店住宿或津貼，給予前線醫護人員，但今波疫情卻未有相關安排，她批評「甚麽閉環式管理，我們也沒有地方住」，變相令醫護人員與社區發生接觸，增加了社區感染機會。
吳偉玲更不滿的是裝備問題，例如：N95有口罩不同型號但都不足夠、保護衣（PPE）透氣度低等等，令前線員工感到醫管局統籌欠佳，工作亦更加辛苦。
醫管局目前只向在指定地方工作，例如急症室、隔離病房的員工，發放每日500元特別津貼，吳偉玲認為此舉引發起醫護內部矛盾，令不少支援員工離職，她認為醫管局在疫情嚴峻期間，應向所有前線醫護及支援人員發放津貼，讓他們堅守崗位：「好像一隊軍隊，將軍只是『齋講』，根本連前線員工在做甚麽也不知道，令很多同事不滿。同事說管理層也是醫生、護士，他們應該去前線工作一天，若認為這500元不值得給，同事便服了。」
外判綜合服務員陳女士：「今時今日的香港竟變成這樣！」
「我要食飯、要生活，便要工作。只可以抱着這個心態，看看自己的體魄是否夠強壯，強壯便捱得久一點，身體弱，中招過後再返來繼續做！」陳女士在瑪嘉烈醫院做了7年，負責外科病房的清潔工作，不用接觸病人，但在今波疫情下，每日上班看見醫院門外架起的帳篷，內有大批病人候診，亦慨嘆：「不知所謂，今時今日的香港竟變成這樣！」
清潔工與「高風險物品」擦身而過
陳女士每日只戴着普通外科口罩在病房負責清潔，亦需在病人出院後負責清潔病床，但在今波疫情下，清潔病床這項工作卻變得高危：「很多時我們做清潔時，才知這個病床的病人已確診，但事後才知有甚麽用？變成我們完全沒保障。」她解釋，現時有部分外判清潔工專責處理有確診病人的病格，人工亦較高，但現時很多病人送來時未有病徵，臨近出院時才發現確診，其他清潔工便在號無預警情況下清潔病床，形成感染風險。
陳女士認為，本身工作性質並非高危，但工作環境有潛在風險，在疫情爆發高峰期時，由於負責處理確診病人的清潔工人手不足，大量確診病房的垃圾及污衣堆放在清潔工的工作間未有處理，所有清潔工都與這批「高風險物品」擦身而過：「基本上在醫院工作，已是一個高危地方。」
因職位名稱不同 未能受政府資助
政府2月底推出第6輪「防疫抗疫基金」中，表明向包括政府合約承辦商的前線清潔工發放每月2,000元津貼，為期5個月，但卻因職位名稱為「綜合服務員」，承辦商表示陳女士他們未能受惠。陳女士不忿地說：「我們確實在做清潔工作，執床、洗廁所、掃地拖地、收污衣、收垃圾，這些不是清潔工作嗎？。」
她表示已向工會求助，只期望做同樣工作的基層員工，亦可以受惠：「我們不是要求加薪，只是應有的福利，我們同樣應該要得到，不可以因為名稱不同，而扼殺我們的權益。」
由於計劃被各方批評援助不均，政府3月下旬將受惠範圍擴展至包括醫管局服務承辦商的清潔工，但陳女士受聘的外判承辦商仍未回覆她是否合資格獲得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