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疫情出現變化，政府昨日(13日)宣布調整五項防疫措施，今日起進入處所毋須再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取消「黃碼」，取消前往內地和澳門離境前的口岸檢測，減少大廈強檢，取消家居檢疫人士佩戴電子手環要求等。這些措施被視為再向復常邁出重要一步，受到普遍支持。令人關注的是，社會對「安心出行」再次產生疑問，全面否定「安心出行」的論調甚囂塵上。到底應如何看待「安心出行」，社會應該有更理性的態度。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今早在電台節目表示，調整措施不代表疫情過去，政府也並非完全放棄「安心出行」，呼籲市民勿刪除有關應用程式。
「安心出行」2020年11月啟用，是香港首次使用網絡數碼科技協助抗疫的嚐試，不論是否成功，都已為香港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安心出行」啟用後，一直存在較大的爭議，支持者和反對者各執一詞，而批評的意見也呈現兩極化，各自的關注點也不相同。其中一種批評的聲音，主要聚焦於個人私隱的保障問題，擔心「安心出行」成為政府監視市民出行的工具，侵犯個人私隱。而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批評聲音，則認為由於「安心出行」不具有主動追蹤的功能，未能有效發揮這項科技的功能，令其協助抗疫的功效大打折扣。
這些爭論其實正是網絡科技、網絡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的爭論，保障私隱和發揮網絡科技的效率之間，確實存有矛盾，廣泛使用網絡科技本身就是一種不斷侵蝕個人私隱的過程，市民大眾普遍使用互聯網之後，大量的個人私隱已經透過網絡釋放出去。我們在使用GPS和手機定位之時，已將個人出行信息傳送出去；我們在使用便捷的數碼支付時，其實也是在不斷地將個人消費和生活習慣輸送出去…，可以說，網絡科技是無孔不入地在侵蝕個人私隱，這也是網絡科技越發達，社會對保護私隱問題越關注的主要原因。
如果絕對化地要求保障好個人私隱，那麼網絡科技很難廣泛運用，網絡經濟也根本發展不起來，社會和民眾也很難從網絡科技發展中，得到便利，分享好處。因此，必須平衡地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仍須發展和運用好網絡科技，另一方面也須提高個人私隱的保護，不僅從法律上加強保障，也須從科技的層面，做好保障。
看待「安心出行」也是一樣。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最主要的目的，是透過使用網絡科技，提高防疫抗疫的精準度和效率，希望可以透過這項科技，精準地找出疫病傳染源，進而找查出傳播鏈，並迅速地切斷傳播鏈。如果這項科技能夠最大程度地發揮效用，那麼，肯定是造福最多數人的有利措施，也是最具效益的防疫措施，因為只須隔離少數染疫和密切接觸者，而可以保障最大多數人的健康和出行便利。
但是，在爭議聲中推出的「安心出行」，最終能夠在防疫抗疫中發揮的效用，確實令市民感到疑惑。一方面，確實有一部分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極低，不論政府做甚麼，他們都要打出一個巨大的問號，由始至終都反對「安心出行」，而這些反對的聲音，也會在社會上產生一起的負面作用，降低「安心出行」實際能產生的效用；另一方面，政府出於多方面的考慮，在「安心出行」的功能設計方面，也傾向保守，大幅度降低了其追蹤防疫的功能。
兩者相加，結果是令大多數市民都感受不到「安心出行」的作用，而將其視為一種令人感到麻煩，又沒有作用的措施。因此，當內地推出「新十條」之後，香港要求取消「安心出行」的呼聲漸濃，甚至已經形成了一種較強的社會壓力，令政府不得不取消進入處所掃碼的要求。
「安心出行」是一次政府推動科技運用的重要嚐試，即使這次嚐試可能並不十分成功，但其中取得的經驗仍然十分寶貴。網絡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廣泛使用網絡科技已是世界大趨勢，「安心出行」的成效確實受人質疑，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其功能和作用。香港如果不能理性看待「安心出行」，不僅有可能對日後的防疫抗疫產生影響，甚至有可能對香港未來在科技運用和科技發展方面，產生負面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