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3月27日會議上，由新民黨提出口頭質詢，要求政府定期檢討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職責及工作效率等，多名議員批評一些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無履行職責。撇開個別的副局、政助的個人表現不議，在問責制推行之後，政府就副局、政助在特區管治中的角色，以及該如何提升他們的作用，仍存在不清晰、不透明的問題，亦存在部分崗位長期空缺的情況，以致讓外界感覺到副局、政助可有可無，無所作為的印象，政府有必要作出完善，提升副局、政助在政府管治中發揮的作用。
政府自推行政治問責制之後，於2008年增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兩層問責制架構，但這一制度推行至今，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在整個政府的管治架構中，充當甚麼樣的角色，發揮甚麼樣的作用，仍然不甚了了。政府每次遇到這一提問，往往以協助處理政治問題，含糊其事，市民大眾對副局和政助到底每日在做甚麼工作，並不十分清楚。
政府一再強調，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主要工作是協助局長和問責團隊處理政治問題，促進行政立法之間的關係，然而，擺在市民大眾面前的現實卻是，政府增設了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之後，並沒有顯著地提升政府處理政治問題的能力。就以近期政府推出的幾項政策為例，一再顯示政府的問責團隊，缺少與社會各界及政黨之間的溝通，更加未能以政治手腕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
例子之一是「三隧分流」政策，政府推出方案之前，似乎未能與立法會內各政黨和議員們進行有效地溝通，以致於方案推出後，不論建制派，還是反對派一面倒地反對，到最後不得不收回方案。而第二次推出，仍然未能增加立法會內的支持度，被迫再次收回，並且放棄政府的方案。在這一過程中，主要的工作職責為協助政府處理政治關係，促進與政黨、議員溝通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這令市民產生疑問。
例子之二是修訂《逃犯條例》，政府推出這項計劃，從法理及社會公義上，均有站得住腳的理據，又有台灣兇殺案作為背景，合情、合理，又切合社會的需要，本應該可以順利推動。但遇到商界的阻力，遇此情況，政府理應運用政治上的手腕，去處理這些阻力，開山加橋，為好的政策鋪路。然而，市民所看到的，卻是政府在商界的壓力前違心地作出有損公義的讓步，這樣的決定，即使最終夠票通過條例，但對政府的管治威信卻沒有半點好處。
以這兩個事件為例，足以看出政府的管治團隊確實存在一些問題，副局、政助需要做的工作，絕對不是打電話聯絡議員，出席各式各樣的聯誼場合、酒會、晚宴，而是要能發揮政治作用，協助問責團隊處理好政治問題，提升問責團隊的管治水平。
而副局、政助未能發揮這方面的作用，亦不能視為個別人選的個人問題，問題的根源主要出自政府對問責制團隊的整體設計上。根據政府的文件，政治助理主要負責政治方面工作，在局內最主要職責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為局長和副局長提供意見，以及協助制定政策、立法建議、整體策略等。政助亦要審視該局提交給立法會的文件和其他出版文件，提出和處理當中政治敏感的內容。另外亦包括為局長與副局長草擬演辭、傳媒發言和其他文章。
如果按政府的這些描述，政治助理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普通秘書的工作，只是處理一些文書、聯絡方面的皮毛工作，用政治助理這個職位名稱，似乎名不副實，倒更像是局長或副局長秘書或助理。
如果，政府自己都對副局、政助的具體工作角色不清不楚，又如何能讓副局、政助發揮好應有的作用？副局、政助的職位已引入了十年多，政府是時候該作出全面檢討，進一步理順管治的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