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35+初選案」共45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他們已分批完成求情陳詞。
根據《港區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設「刑期三級制」，參與程度最高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可判囚10年以上甚至終身監禁。面對長期監禁，各被告求情期間紛紛企圖大事化小、「避重就輕」，強調自己角色微小或被動，結果眾多被告之中，無人認為自己應該落入最嚴重級別。
當中，至少17名被告建議法庭將自己納入次一級「積極參加者」，冀獲判3至10年之間刑期，甚至要求再獲得額外減刑。
眾多被告中，初選「主推手」戴耀廷取態最是進取，即使控方認為初選領導者應屬「首要分子」，但他自覺只相當於「其他參加者」，應判囚3年以下；另有15人都游說法庭歸入此級別，其餘被告則對分級未有明確表態。最終各被告能否如願獲法庭納入他期望的刑期級別，有待法庭擇日揭曉。
文：本刊記者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22條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文，干犯本罪的「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須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監禁；對「積極參加」的人，處3年以上10年以下監禁；對「其他參加」的人處3年以下監禁、拘役或管制。換句話說，顛覆國家政權罪可分成三級判刑，最嚴重的兩級均設最低刑期。
被告普遍同意刑期參考三級制
由於各被告被定罪的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不少人都認為量刑應跟從《刑事罪行條例》串謀罪行的罰則，可讓認罪被告獲得全數三分一刑期扣減，而不受最低刑期所限。
不過，他們亦普遍同意法庭可參考《國安法》刑罰三級制量刑，因不同級別的刑期範圍明確，例如「積極參加者」面對的判刑必定為10年以下，讓被告較易掌握刑期。
控方則主張要應用22條中的三級制，由法庭按45名被告各自的參與程度歸類，繼而考慮量刑起點、有沒有加刑或酌情減刑因素，然後決定最終刑期。
控方主張組織者屬最嚴重級別
量刑時如何分級事關重大，到底哪些被告屬於條文所列的「首要分子」？哪些被告又屬於「罪行重大」、「積極參加」或「其他參加者」？令人費煞思量。然而，《國安法》之中其實並無列明相關定義，三位主審法官則認為處理其他案件都需要分辨出誰是主腦，遂一再邀控辯雙方表明對於被告角色的立場。
控方認為難以具體言明各被告屬於哪個級別，但建議法庭可考慮一些因素以便分級，例如若裁斷某被告是否屬於「首要分子」，可考慮他曾否參與組織謀劃、指揮整個計劃、其參與程度高及實際影響大等。至於是否屬於「積極參加者」，可考慮該人曾否積極參與或渴望參與謀劃；其餘不屬於上述兩者的被告，則可歸入「其他參加者」。
區諾軒冀由「罪行重大」減一級
按照控方的分級方法，「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屬本罪行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故此同被裁定確曾組織初選的戴耀廷和區諾軒，可謂首當其衝，面臨被歸入最嚴重級別，但他們都以各種理由堅拒被納入這分級。
當中區諾軒一方求情時強調，他於《國安法》生效不久便主動退出初選，並且為控方出任「從犯證人」，均符合《國安法》第33條「自動放棄犯罪」和「揭發他人罪行」的從輕處罰條件，冀由最嚴重的「罪行重大」級，降一級至「積極參加」。
另一方面，區諾軒一方又引用普通法案例，以認罪及協助控方舉證為由，期望減刑50至60%，但被法官質疑若同時按照《國安法》和普通法減刑，屬於「雙重得益」。區諾軒一方遂表示對刑期三級制的分級保持中立，但期望法官若為區諾軒分級，結果會對他有利。
此外，同被控方指稱為初選組織者的趙家賢，亦以他曾協助控方為由，請求格外減刑，並認為自己應被列入「積極參加者」作量刑。
「墨落無悔」發起人 法官認為角色重要
整個初選計劃中，由抗爭派梁晃維、張可森及鄒家成發起的「墨落無悔」聲明書，亦屬於至關重要的環節之一，鞏固了參選人的決心促成計劃，但三人都宣稱自己並非本案重要角色。
梁晃維一方求情時強調，他只屬於「積極參加者」，而且參與程度相對有限，絕非「首要分子」。不過法官有所質疑，認為梁晃維角色不輕，正因為梁晃維不滿戴耀廷太溫和，才會發起「墨落無悔」。
至於為聲明書執筆的張可森、政治理念較激進的鄒家成，同樣建議將自己視為次級的「積極參加者」。當中鄒家成一方強調他非但不屬關鍵人物，在案中更是「可有可無」，無助於推動初選計劃，並指當日的「墨落無悔」只是多餘的文件，期望法庭不要因其激進主張而加刑。
毛孟靜 楊岳橋 圖淡化角色被質疑
其他初選參與者亦極力避免落入「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行列，他們紛紛嘗試說服法庭自己角色輕微，頂多只是「積極參加者」。
例如法官關注黃之鋒和毛孟靜都曾推動「國際戰線」，二人雖承認其事，但都強調呼籲外國支持與本案無關，不應考慮在內。尤其是毛孟靜一方，指她只曾參加初選而沒有參與組織初選，但三位法官都曾開腔質疑，指戴耀廷曾就組織初選的合法性向她諮詢意見。毛孟靜一方承認有一定參與程度，但強調並非初選推手，建議法庭參考第二級判刑範圍，並以5至6年為量刑起點。
另一個例子是涉案期間任公民黨黨魁的楊岳橋。2020年3月楊岳橋曾召開記者會，公開表明政府若不回應「五大訴求」，該黨將否決每項政府法案和撥款。楊岳橋一方求情時，除了訴說他身為大律師但犯案而感到羞愧難堪，亦着力於淡化角色。辯方形容他只屬向公眾傳遞信息的公民黨「發言人」，而非主導黨內所有決策的推手，提議法庭於「積極參加」級別採納中等量刑起點。法官陳慶偉立即反問為何不是較高刑期？並表明不接納楊岳橋純粹發言人的說法。
「積極參加者」級別 求情判偏低刑期
案中被告主張未必一樣，但部分人不論是作風激進抑或「和理非」，除了建議列為「積極參加者」，均進而要求法庭採取偏低的量刑起點。
例如胡志偉一方強調他為人溫和理性，從沒提倡「攬炒」及「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只曾「和應」和參加初選計劃，即使要被歸入「積極參加者」級別，亦應獲判較低刑期。
抗爭派前觀塘區議員李嘉達一方亦表示，被告參加初選謀劃是錯誤失足於「黑暗一面（Dark Side）」，已深感懊悔，建議法庭可判第二級刑期「偏低的一邊」。
沒有律師代表的劉頴匡指自己應屬「積極參與」，但程度僅屬中等至偏低，理由包括他雖支持「墨落無悔」，但沒有用來廣泛宣傳，而他參與抗爭派記者會並無發言，只曾與眾人「攬頭攬頸」合照。劉頴匡又聲言「錯信」戴耀廷，全因戴耀廷當時作為法律系教授宣揚初選合法，他才會參與。法官陳慶偉不同意，隨即駁斥：「是你們自己決定跟隨戴耀廷的計劃。」
戴耀廷自稱不是首要分子 望判囚兩年
合共16名被告自認為是「其他參加者」，應判囚3年以下，當中唯獨戴耀廷的分級主張最受爭議，與控方立場可謂南轅北轍、爭持不下。
戴耀廷一方主張其量刑應參考屬刑期最低的「其他參加者」級別，亦即3年以下刑期。控方反駁指，罪行組織者理應屬於最嚴重的「首要分子」級別，否則有違常理，好比買兇殺人案之中，買兇的主腦即屬首要分子，殺人案若缺乏主腦便不會發生。
戴耀廷一方爭辯他於2020年7月《國安法》生效不久便退出初選，因此若「35+」計劃最終執行，將會由泛民立法會議員落實「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由於屆時戴耀廷並無角色，他自覺雖是組織者，但不屬於首要分子，反指其他藉「35+」當選立法會議員的人，才屬「首要分子」。
法官質疑： 人人都說自己不是首要分子
除了試圖說服法庭參考「其他參加者」級別量刑，戴耀廷一方更進而要求，考慮他認罪可獲扣減刑期，應判囚兩年。對此三位法官都先後提出質疑。李運騰法官直指這主張很「大膽」；陳慶偉法官認為假如真的採納戴耀廷以最低刑期級別判刑，相信控方會立即上訴。法官陳仲衡反問，若把戴耀廷歸類為「其他參加者」，誰才是「首要分子」？對於戴耀廷一方堅持最多只屬「其他參加者」，法官忍不住笑說：「那麼所有人都不會認為自己是首要分子了。」
戴耀廷一方非但促請參考最低級別判刑，更堅持法庭連《國安法》刑期三級制亦不適宜採用，至多僅可作為參考，因各人被控的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故法庭只應按照普通法下的串謀罪行去判刑，以免受到最低刑期的限制規限。控方則引述《刑事罪行條例》指出，串謀罪的刑罰與「實質罪行」（以本案而言，則為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嚴重程度相稱，故刑期三級制適用於本案。
法官反對譚得志屬「其他參加者」
除了戴耀廷之外，亦有一批被告同樣以沒有參與組織或策劃初選為由，建議法官列入「其他參加者」並要求輕判，但部分人的建議旋即被法官駁斥。
例如譚得志一方，認為初選期間他只曾參加選舉論壇及擺街站宣傳投票，做法類同一般選舉，而他透過發言表明政治立場的做法亦與其他參選者無異，並非特別積極。
法官卻指譚得志當時是主動參選，並認為此類主動參與犯罪集團，並多次參與犯罪活動的被告，似乎該屬「積極參加者」，譚得志一方表示反對。
林景楠代表大狀懇求盡可能輕判
被告林景楠自詡為「黃色經濟圈的領頭者」，除建議法庭將他納入「其他參加者」之外，並請求法庭考慮他認罪及為控方作供而減刑50%，試圖請求法庭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考慮林是否適合獲頒社會服務令代替監禁，但被法官即時拒絕。
法官表示林景楠的口供只談及他的參選經過，實際上無助控方指證其他人，形容他要求的50%扣減「非常多」，並認為林景楠開審當天才認罪，一般只享20%刑期扣減。
林景楠一方繼而提出，希望法庭考慮索取社會服務令報告，其大狀提及這是景楠的指示，懇求法庭盡可能輕判。法官直指這要求並不現實，難以說服法庭。法官陳慶偉引述新近一宗爆竊案，被告獲判社會服務令，被律政司提出刑期上訴。反觀本案性質嚴重，即使林景楠獲過於輕判，但最終反而會令他的利益更受損。
林景楠一方堅持法庭先索取報告考慮，法官陳慶偉最終伸手指指向林景楠，以嚴厲語氣表明拒絕：「That is Refused」，並要求辯方不要再提出一些不可能實現的要求。林景楠聞言彎身把頭埋於膝蓋。他是唯一續准保釋被告，離開時仍見他眼泛淚光，站在庭外角落面壁抹淚。
12名被告未有表明分級意向
部分被告，例如前新民主同盟范國威、前工黨吳敏兒、前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余慧明等人，建議法官考慮他們沒有參與組織初選，而列為「其他參加者」，即使法庭不接納此分級，亦建議頂多以較低程度的「積極參加者」量刑。
其餘被告例如袁嘉蔚、岑敖暉、尹兆堅等12人，雖然求情陳詞着重於請求法庭考慮其參與初選的緣由，以及懇求法庭寬大輕判，但未有在庭上透露對量刑分級的建議。
案中45名罪成被告已全部完成求情陳詞，法官押後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