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年，無論老中青三代都要面對從未經歷過的困難和挑戰。疫情、社會運動加上移民潮，讓香港實際少了10萬學生。身邊有人離港、有人坐牢，讓這一代學懂了原來人生可以有不同抉擇，更學懂了如何疏理情緒，重新適應失去了三年的學校群體生活。
未來的創新教育，除了學習科技及歷境學習外，還有甚麼重要元素？李建文校長和謝思熹博士二人同時提到社交和建立同理心的重要性。李校長形容：「學校生活並非只是中英數學習，而是一個整全人生的建立。」他認為現今這一代年輕人，無論教與學，又或是身心靈成長上，都有所欠缺。
三年校園生活缺失影響成長
謝思熹博士提到：「學校是一個『非形式』的教育空間，除課堂外，小息如何相處？絕交後如何處理？堂上或考試不懂答題時是否可以離場？實體的校園生活，讓學生經歷人際關係處理，例如與朋友絕交後，仍要每天相見時，或許繼續不瞅不睬，甚至最後分成兩邊陣營。又或者不懂答題時，亦知道要坐在課室，不得離座。這一切，課堂不會教授，但學生應透過人生不同經歷而懂得如何處理。」不過，在網絡世界，只要輕按Unfriend就能絕交，網課不懂答題時，可選擇不理會老師甚至關上電腦。謝博士擔憂，失去這三年校園生活讓學生失去了寶貴的成長歷程，許多教育工作者都煩惱如何為他們彌補這三年。
欠同理心因學生少實踐空間
謝博士的團隊曾進行「後疫情時代的教育需要與省思」研究，訪問了500名學生及14名老師，有學生認為，疫後與朋友相處時間並沒有比以前減少，但老師卻看到學生沒有深度交流，彼此之間相處缺乏同理心，方式亦未能達到應有的年齡水平。
謝博士舉例：「中六同學籌辦謝師宴，以前同學知道是非做不可，縱有不同意見，亦會嘗試磨合，但這一代的中六生，因過去缺少了安排實體活動的經驗，可能稍稍遇到不同意見，一句『不行？那就不做』。」謝博士觀察到，這種情況在大學生，甚至畢業後投身社會的年輕人身上亦有出現：「這令我不只擔心他們的職場表現，更擔心他們如何走自己的人生。」
提到同理心，謝博士認為，從小一講到中六，他們還不知甚麽是同理心嗎？問題是他們沒有實踐空間，就不能體會何謂同理心，何謂真正的關懷。謝博士舉例，他曾參與過向無家者派飯，對方跟他說：「幾十元一盒飯，我買得起，但我多謝你探我。」這個經歷讓他刻骨銘心，亦讓他明白到，必須向新一代提供經歷和體驗機會，融合創新教育歷程：「我覺得這比他們讀書得再多知識，或者考幾高分，都重要得多。」
建立有意義的整全人生
謝博士的團隊曾為學校安排中四學生參與為期20周的探索社區工作坊，但同學只想專心溫書考大學，對工作坊極為反感，但當同學開始接觸社區，構思如何協助社區小店經濟，又或改善學校門口經常令人拌倒的小斜坡等切身問題時，他們主動參與，經歷討論、資料搜集等過程，透過關心社區、實踐學習，從而不自覺地提升了主動學習的可能性。
「在這個網絡年代，我們很容易有正義感，但卻缺乏同理心。兩者都能幫助人分辨對錯，但同理心是易地而處，考慮對方的經歷及處事的原因。」謝博士解釋，或許你會很快判斷一個人不應賭錢、吸毒，但當你代入其處境，明白這是對方排解壓力的方法，所以重點在減壓：「對與錯當然重要，但以同理心思考，可幫助對方跨過困難。我並非以『同理心』為一些錯誤決定做開脫，但若不能易地而處，我們很快會忘記人與人之間應如何相處。」
同理心的建立，並非只適用於學生，其實成人亦需要有同理心。了解公司、上司、客戶以至自己的需要，若有感同身受的思考，就能提升自己解難、溝通和協作的能力。
李校長和謝博士都深信，12年中小學只是人生一個很短階段，基本的學術知識當然需要，但面對多變的未來，長遠地建立一個有意義以及整全的人生，較眼前的學術成績更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