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違法佔中後，本港牽涉政治的刑事案件不斷湧現。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將面臨檢控的案件之多，更是難以估算。然而，法庭處理這類案件的判決，不少都與公眾期望有落差，更出現各級法院自相矛盾的現象。有學者認為，這或許是法官跟社會普遍的道德價值觀不相符，因此有關方面應改革遴選法官委員會的機制，包括提升非法律界人士擔任遴選委員的比例，並在遴選法官時，多加考慮其政治傾向及社會價值觀，讓法官更「接地氣」，判案更令人心悅誠服。
文：潘翠華 圖：黃冠華
近年，不少與政治有關的案件，都出現上級法院推翻下級法院裁決的現象，令公眾充滿疑惑。
2014年的雙學三子衝撃公民廣場案，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與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法院最初判他們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及後上訴庭改判3人入獄6至8個月，3人不服上訴，終審法院最終裁定3人上訴得直，維持原判，3人當庭獲釋。
同年發生的反新界東北撥款發展案，衝擊立法會大樓的13人，原審裁判官判各人社會服務令，及後律政司認為刑期過輕提出上訴，上訴庭改判各人監禁8至13個月，但在他們服刑期間獲准保釋等候上訴至終審法院，最終也是裁定他們上訴得直，當庭釋放。這個判決，到底是代表這13人根本無罪，還是原審裁判官及上訴庭法官都判錯案？
各級法院判決自相矛盾 混淆是非
這種「輕—重—輕」的裁決，近年在香港法庭屢見不鮮，確實予人「警察拉人、法官放人」之感，難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曾指：「（輕判的）裁決將為社會埋下定時炸彈，違法免受懲罰更是混淆是非，將毒害一代青年。」
事實上，若然各級法院審案時，法官手持的證據都相同，那麼為何結果會出現重大差異？左右到裁決的，又是甚麼？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孔永樂指出，法律的功能除了用以伸張正義外，最重要是維持社會秩序，並且能夠令人心悅誠服去遵守法律。故此，法官判案不但會影響到當事人，其實還會塑造了整個社會的風氣和道德價值觀。
法官任命 忽略社會大眾聲音
但是，一旦法官的判決屢屢出現重大爭議，特別是終審法院的判決過輕，以致未能阻嚇犯罪行為，將會令社會完全失去秩序，更直接導致今日香港社會出現的亂象，暴力處處，青年犯案不需要付出代價，就是時候要檢討司法制度的成效。
司法的第一重把關，就是遴選出合適的法官，因為法官一旦獲任命後，要罷免是極之困難，故此遴選程序更應小心謹慎。
根據《基本法》第88條，香港法官是由獨立委員會所推薦，再經特首批准任命，而該委員會的職權行使範圍、組成方式，則在香港法例第92章中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中有所規定。這個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由9人組成，包括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律政司司長、法官、大律師、律師在內的6位司法界人員，以及3名與法律執業無關的人所組成。
孔永樂認為，這個委員會的組合側重於法律界的聲音，有可能會產生「自己友選自己友」的情況，亦忽略了社會大眾的聲音，選出來的法官有機會想法與民意相違背，例如對「暴力」和「自由」的定義，可能與社會大眾大相逕庭。
改組遴選委員會 非法律界成員任主席
孔永樂解釋，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沿自英國殖民時代，但現時英國部分地區也有不同的法官遴選制度。以蘇格蘭為例，當地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共有12人，法律界與非法律界的成員各佔一半，而且委員會主席更是由非法律界人士擔任。
他建議，香港可以參考蘇格蘭，在不修改《基本法》的情況下，改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先將委員由9位加至10位，再調整法律界與非法律界人士的比例，由6：3調整至5：5，並邀請非法律界擔任委員會主席。
考慮社會觀感 判決反映市民心聲
此外，委員會在推薦法官時，亦要考慮兩點，包括法官本身是否有政治傾向和社會傾向：「譬如有些法官對言論自由、示威遊行、集會自由有較高包容度，他們對佔中，甚至最近的反修例運動相關的刑事案件，判決可能會相對地寬鬆。」因此在法官的遴選上，更有必要包容社會各界的聲音，以反映大眾對這類案件的集體意見。
效忠《基本法》 不能擁雙重國籍
另一個具爭議的論點，是法官的國籍會否影響裁決的公正性。孔永樂坦言，香港法官在就任時，需要宣誓效忠《基本法》，假如法官擁有外國國籍，宣誓就會變成了「雙重效忠」，因此要不就放棄外國國籍，要不就放棄擔任法官。孔永樂強調，他所指的不一定是「洋法官」，即使是香港人但擁有外國國籍，擔任法官時亦應放棄其他國籍。
再者，外籍法官可能會對香港的文化、民情、習俗等情況掌握不足，一些對香港社會有重大影響的案件，法院可考慮是否讓外籍法官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