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指出，處理市民投訴的司法機關，應考慮三點改善：將調查部門變為監察司法人員委員會（監司會），並獨立於司法體制外、加入法律界以外人士參與調查，以及加入適當的罰則。
陳曼琪：調查機制應如「監警會」
她認為，既然法官的任命由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推薦，當中有非法律界人士，為何要罷免或懲處法官，卻只能在司法機構內的小圈子去調查？
「好像監警會一樣，都是收到市民投訴後，獨立地處理對警察的投訴，法律界也可以借鏡。」而處理法官行為的投訴，她建議需要建立類似判詞的文件紀錄，但不需記名和案件編號，這個「判詞」可開放予公眾監察，亦可以成為將來法官行為不檢的處理標準，有助鞏固司法系統的公信力。
不過陳曼琪強調一點：這個獨立調查法官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只能作建議和重要參考性質，不能有約束力，最終罷免法官的權力，還是要交回由行政長官委任數名法官組成的審議庭，這樣就可以在司法獨立、透明度和公信力之間取得平衡。
對法官懲處要有明顯分級
陳曼琪續說：「終院首席法官馬道立最近也曾講過，法治不能光用口說，是需要令人信服；而法治的指標，是法律制度要有透明性，以及大眾可以知道任何法庭程序。他所指的透明性，當然也包括法官本身。」
陳曼琪認為，司法機構內部雖設有《法官行為指引》，作為法官遵守行為的準則，但只屬指引性文件，並不等同法律，即使有法官違反了該指引，也無施加任何罰則。她建議，應對法官行為的懲處有明顯分級，輕則提醒、警誡；重則影響其升遷，甚或啟動機制予以免職。
事實上，「監司會」並非新鮮事，亞太法律協會會長鄺家賢早於兩年前已提出這個建議。她表示，很多奉行普通法的國家，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新西蘭等，都已有監察司法委員會的獨立機制，故此香港要設立「監司會」並不困難，有很多國家可借鏡。
鄺家賢：監察法官與司法獨立無牴觸
「有些人會覺得監察法官是大逆不道，但其實這個跟司法公正完全無牴觸。」鄺家賢解釋，因為「監司會」只是針對法官本身，並非針對案情；而最重要的是，它獨立於司法系統外，能夠受到公眾監察，能夠增加司法公信力：「尤其是香港是一個開放和法治的社會，無任何人是Untouchable（不可觸碰）的。」
鄺家賢認為，除了處理市民投訴外，「監司會」更應該主動出撃，調查一些沒有遵守《法官行為指引》的法官：「譬如最近有三位（匿名）法官對《逃犯條例》有些意見，但我們似乎聽不到司法機關有對此跟進或調查，這當然是不理想。」
改革2：成立「量刑指引委員會」
鄺家賢另一個建議的改善方案，是成立獨立的量刑指引委員會，由司法人員及公眾成員組成，經律政司司長與首席法官討論後，向特首推薦及委任。委員會的職責包括訂立判刑指引機制、協助公眾教育，以及監督判刑指引的有效性及執行。
法庭某些案件判決很奇怪
若相信法官判案是專業的，為何需要量刑指引？鄺家賢說：「香港的判刑主要是引入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案例，但量刑其實都要考慮社會背景，譬如未有2014佔中之前，非法集會判得很輕，但後來非法集會加上暴力，判刑就不一樣，因為對社會遺害很大。委員會就是要加入社會人士意見，一併考慮香港社會的情況。」
但她認為，香港近年有聲音覺得，法庭就一些案件的判決很奇怪：「譬如七警案或朱經緯案判得較重，曾健超襲警拒捕就輕輕放過。或者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示威者）圍攻立法會，最初只判社會服務令，這些量刑對社會的遺害程度，是否有足夠阻嚇作用，法庭必須考慮。」
改革3：終審法院法官本地化
諸如反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案，現時不少案件的判刑反反覆覆，初審輕、上訴重、終審輕的情況時有發生。鄺家賢認為，出現這個怪現象的原因在於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好容易離地，其一係因為結構本身，第二係有些終院法官根本不是香港居民，甚至不是中國人，所以他們判刑時所考慮的，無論文化或社會背景因素，都不適合香港。」她建議香港要急切檢視本港外籍法官的數量，應要逐步將法官「本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