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嫻姐」陳婉嫻，是香港政壇一個時代的標誌。
她曾在議事廳中，代表打工仔、左派，和政府周旋、和泛民針鋒相對十多年。
2016年她退出立法會舞台後，幾年間香港政治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有說新一屆立法會議員，面對政府時比以往的都要溫馴，政府法案暢通無阻。
陳婉嫻叫大家看看《基本法》，說議員不監察政府才要「打屁股」；她又撐江玉歡在針紙事件向盧寵茂「挑機」的行為，指法庭曲線判「江玉歡贏了」。
陳婉嫻說，做議員不能事事「遷就」政府，政府也不能當議員是「Yes Man」。
「有理、有利、有節」，時局變、陳婉嫻沒有變。
文：李向榮 圖：黃冠華
資深政治人物見解仍具分量
「我無做議員啦，不要叫我陳議員。」與「嫻姐」陳婉嫻會面之初，她先行向記者「提示」。不過嫻姐的一舉手一投足，仍流露出資深政治人物的氣質，例如堅持戴口罩做訪問：「我是公眾人物，戴口罩好一點。我一直都戴口罩。」嫻姐一口拒絕記者「除罩」談話的要求。謹慎、按原則行事，似乎也是當議員最基本的要求。
記者無知，以為陳婉嫻打從離開立法會後已經「退下來」，但原來不是。嫻姐仍然十分活躍：「始終在區內當議員廿年有多，很多人都識我。加上大家遇上困難，都鍾意找我幫手處理問題，譬如（土瓜灣）『五街』和『十幾街』重建，街坊也說『嫻姐來幫手就好了』。
「例如今日，我約了朋友『傾偈』，討論香港最近一些狀況。」作為資深政治人物，陳婉嫻對社會時事見解的一字一句，原來仍然有市場。
「都是他們主動找我討論，有時間的話會跟大家『傾吓講吓』，不一定是對的，但都會講。」嫻姐說，不論是社會大事或社區事務，不論是街坊和工會人，她都是無所不談。例如記者在彩虹邨偶遇嫻姐，毛遂自薦白撞式邀約做專訪，陳婉嫻沒有多想便立即答應，原來她當日就是「返鄉下」了解社區情況，將記者當街坊打招呼。
2016退出立法會政壇從此多事
現時議會之內，還有沒有像陳婉嫻一樣的政治明星？自從2016年陳婉嫻退出立法會之後，香港政壇從此多事。今天的立法會和6年前有着天壤之別。先是議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新增選舉委員會界別等等；而在新一屆議會90人當中，共有56人是立法會「新鮮人」，多達37人無政黨背景。
在「愛國者治港」前提下，政府推動法案比過往都要順暢，例如今年政府提交立法會審議通過的法案，最多反對票的紀綠是5票（強積金對沖），大部分法案都以0票反對獲得通過。拉布、抗議不見了，議會反而給人「太順攤」的莫名感。
力撐江玉歡發揮議員監察功能
立法會議員江玉歡，早前因「免針紙」一事在Facebook大戰盧寵茂，這種事在「陳婉嫻年代」可謂小事一椿，但在當下卻成為叫人吃驚的大新聞，也惹來建制陣營一陣批評聲浪。其中工聯會會長、行政會議成員吳秋北，不點名指部分議員「耍猴戲」，雖然事後表明所言非指特定人士，但就惹來江玉歡隔空反駁。面對「江玉歡問題」，身為工聯會會務顧問的陳婉嫻，答得氣定神閒。她說，議員有議員應有的角色。
「老實講，我覺得是無所謂。江玉歡寫文章批評（盧寵茂），我不同意某些人這樣批評她。她作為議員，有她的角色。我們看看《基本法》，《基本法》條例怎樣寫？我們（議員）是監察政府的，你不監察反而要打你屁股。」陳婉嫻說，議員監察是從善意出發，又說過去她在強制性公積金、最低工資以及分娩假期和政府商討時，過程中都會「威脅」政府：「難道這樣也不行嗎？我覺得為了香港社會、為了這個政府做得好，要將各種意見集結在一起才行。」免針紙司法覆核事件，法庭判郭卓堅勝訴，陳婉嫻說：「這等於判江玉歡贏了。」
MPF？ CPF？力戰扭計師爺許仕仁
說到「威脅政府」，陳婉嫻舉出兩件事，她視之為其政治生涯中的「經典」案例：強制性公積金（MPF）代表着堅持；最低工資則說明議員要把握機會，為社會謀取最大福祉。
「MPF是1995年那一屆，負責的是許仕仁（時任財經事務司），即是『扭計師爺』。」陳婉嫻說，她本來要求推行類似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CPF），由政府「包底」，但政府則力推MPF。
「許仕仁好『叻』，帶了30多個『基金佬』上立法會（局），力數CPF回報利息很低，MPF就不同。」嫻姐記得當時香港息口很高，達「雙位數字」：「當時真的不夠他講，雖然我們已經說了，長遠而然不一定這樣（高息），但事實擺在眼前，香港人就是不相信我們，相信許仕仁那一套。
「我記得當時『拗』到很盡的時候，我說不會給（贊成）票，當時《信報》頭版報道。」陳婉嫻慨嘆，當時爭論的焦點，到今時今日全都應驗了：「最近有供MPF的，損失都很大。」假若有「包底」，情況不會變成這樣：「我們這班一直為基層勞工做事的人，很明白打工仔，覺得應該由政府和老闆去供，我們（打工仔）最多供0.1%，政府要有『包底』基金。但（政府）沒有做啦，現在金融出了問題，就很煩惱。」
第二個經典案例是訂立最低工資，當時嫻姐和勞工界的對手是曾蔭權。她解釋，當年反對者的想法是「香港是一個自由市場，不想任何事，一個動作影響社會狀況，最低工資干擾工資市場」。
「最低工資按照Donald曾蔭權一派的想法，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但他當時有一個弱點，就是要選特首。」陳婉嫻記得當時工聯會在立法會有「福祿壽」，即鄺志堅、王國興和她本人：「我們當時和鄭耀棠（時任工聯會會長）一起到台灣訪問，過程之中Donald『召』我們回來，還以為有甚麼事，原來他想我們三個人給他選票，支持他競選特首。」
陳婉嫻半爆料說，他們三人當時表明不願意，曾蔭權於是問他們「想怎樣」？嫻姐記得他們直截了當提出，如果曾蔭權有誠意幫基層，就要開始處理訂立最低工資。「福祿壽」趁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向特首「攞着數」，「香港仔」曾蔭權措手不及。
「當時Donald（聽到）差不多拍枱，說『有甚麼理由呢？影響整個工資市場』，我們則答他，客觀上（香港）是強資本弱勞工，客觀上我們（工會）就是沒有議價能力。若不立法訂立最低工資，我們哪有條件去爭取？」陳婉嫻說當時鄺志堅很有「性格」，和曾蔭權「嘈」得很厲害：「客觀上他（曾蔭權）要爭取我們這三票，而我們這三票又影響着周圍的人的投票。很多人觀望左派如何投票，所以他最終答應了我們。」
重新思考：跟政府打交道如「教仔」
「這件事亦說明了，現在的文化可能不喜歡（這做法），覺得要和特區政府合作，這樣那樣。但我（當年）都要趁着一些機會，才能拿到一點東西，這是很正常的事。」陳婉嫻說，大家應該重新思考，如何應對特區政府：「你事事遷就特區政府，是否最好的方法？」嫻姐說，跟政府打交道如「教仔」：「教不等於是衰，不教不等於是好。」有關方面的人應該要「摸熟」情況。
議會如何和政府交手，其實並非今時今日才有的課題。陳婉嫻回想在95年，香港回歸前兩年，工聯會已開始討論如何跟97後的政府打交道：「因為這是特區政府而不是殖民地政府，最後我們提出了『支持合作、批評監督』，支持和合作的同時，也有批評和監督，這幾方面要搞清楚，你說要監督，不顧一切『去到盡』，也不是這樣做。」
20年議員生涯「人在做、天在看」
嫻姐又說，工聯會在處理勞資糾紛時，經常提出 「有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有利（不進行無把握的鬥爭）、有節（適可而止）」：「這很重要，毛主席在他整套理念中，在抗日戰爭、以及對國民黨的鬥爭當中，是一些很重要的手腕和戰術。所以你問我的話，討論吧，特區政府是要思考一下，是否全部（議員）都要做『Yes Man』。江玉歡這類人是否不對？我覺得不是。當然在這個情況下，她會不會進一步『過分』呢？在這種文化之下我看不到她會『過分』。」
有人說議員其實是演員，開會是做騷。有些演員特別有「觀眾緣」，「掟」杯寫大字可上位，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然而嫻姐不靠這些，也能成為政壇重量級人物。記者問她，議員應否「出位」？如何才可以得到公眾目光的注視？
「我做了20年議員，覺得是『人在做、天在看』。如果你要凸出批評政府，凸出自己的話，要看看是為了甚麼事。如果有件事明明需要你出力，但因為對方是政府，而你又不出力，別人會看在眼裏。」嫻姐說，新一屆立法會已組成了好一段日子，議員已逐步摸索出一些「經驗」：「當中最重要的是不要為凸出而凸出，要從市民角度看事物。」
做議員要從地區工作開始
不論代表那一個界別，直選還是選委，要成為好議員，嫻姐的的不二法門是「落區」。嫻姐特別提到一個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
「（參選時）他在選委會，準備進入議會，要找（地區）辦事處，巧合地他抽到我的舊辦事處。」於是在陳婉嫻的協助下，孫東開始做地區工作，和地區人士見面，直至後來出任局長：「他的做法是好的，如果你要做議員，首先要到地區工作。直選的不用你管，直選有他的市民在管；功能組別也有功能組別的人在管。」陳婉嫻提出，來自選舉委員會界別的議員，都應該「落區」，和地區團體緊密連繫，讓市民決定他們任上的工作是否合格。
「雖然我現在不是議員，但這是我的做法。有時遇上一些比較專門的問題，我都會問問別人的意見。我想做議員更加需要這樣做。」陳婉嫻舉例說，如果有20個「諮詢對象」，你定期就各種問題和他們討論，才能構成自己的意向，以及對事物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