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網紅司馬南提出：香港有個事兒，我想不通。他指出，在內地，如果哪個城市出現像香港那麼嚴重的疫情，甚至百分之一那麼嚴重，相關的負責人都須負責，但香港卻沒有人負責。「一國兩制」意味着懶政、低效率行政，致使人民利益受損失而不必負責任，這是「一國兩制」的本意嗎？
須擴大問責制官員範圍
田飛龍認為，司法南的說法基於對「一國兩制」範疇問責現象的直觀對比，所提出的疑問有一定道理，也是香港社會關心的制度性問題。實際上這也是西方選舉民主的固有問題，西方抗疫一塌糊塗，也沒有甚麼人被問責，承擔甚麼責任。在疫情問責方面，香港的表現和西方有高度相似性。這不是香港的孤立問題，是問責制度和問責文化的問題，與西方邏輯一樣。
他認為，香港主要官員的問責制需要進一步建立健全：一方面，需要在「愛國者治港」的全新要求下考慮繼續擴大問責制官員範圍，增強特首的行政主導權；另一方面需要訂立更嚴格的問責規範和懲治細則，克服形式主義的弊端，引入與內地問責文化類似的、政治性問責與法律性問責相結合的新問責制度體系並嚴格執行。
其三，在問責動力方面，需要增強中央的監督權和香港民眾的監督權，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動力機制，盡可能杜絕懶政和庸官現象，提升「愛國者治港」的質素和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