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管治模式。對新加坡素有研究的學者呂元禮教授認為，民主和法治精神，中國與西方國家有相通之處，而中國發展自己的民主，需要適合自己的國情，中國政治發展要找到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統一起來的方法。
文：文 武
呂元禮教授：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統一，中國政治就成功了。
深圳大學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呂元禮指出，新加坡模式如果從歷史淵源來看，可以作一個概括：新加坡模式＝英國的制度＋ 東方的傳統＋當年共產黨人的作風。當年新加坡曾是英國殖民地，繼承了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英國式法制和英國的議會民主。東方的傳統主要體現為家長式管理。共產黨作風是因為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早年黨內分為兩派，一派是親共派，一派是非共派，李光耀是非共派，不過他認為從親共派那邊學了很多東西，他把他們籠統地稱作是共產黨人，那些人比較廉潔，比較有獻身精神，很善於發動群眾、聯繫群眾。
呂元禮指出，英國的制度主要是議會民主，它的主要精神是讓民做主，東方傳統是為民做主，共產黨人的作風是認民作主，認老百姓是主人。這三方面新加坡都學了一些，當然有沒有達到很高的標準就見仁見智，比如說讓民做主必須有選舉，但從西方的標準來看，可能新加坡的讓民做主還不夠，一黨獨大。
為民做主一直被認為是新加坡政治的一個特點，甚至是家長式管理，他們有一個說法是擇善固執，就是政府選擇了善，儘管老百姓不同意，但是政府也要堅持，政府要做對的事，而不是老百姓一時喜歡的事。
李光耀執政有共產黨作風
共產黨的作風因為李光耀當年要跟親共派作鬥爭，一方面他防共，另一方面要仿共，模仿共產黨。他說要戰勝共產黨必須比共產黨還更像共產黨。目前來說，人民行動黨的共產黨作風的主要體現，是將議會制度和共產黨作風結合起來，議員要走訪民眾，要接見民眾，每個議員兩年內要對本選區挨家挨戶走一遍。
呂元禮說：「我算了一下，新加坡每個選區大約是七八千戶人家，兩年約有一百個星期，每星期大約走訪七八十戶人家，兩年後還要再走一遍。大選期間，又要突擊走一遍，一般是十天時間，一位議員一屆任期內總共要走三遍。新加坡人說你們中國大陸現在是上訪我們是下訪，但是我們的下訪是學共產黨的。另外他每個禮拜接見民眾也是固定的，我覺得他這種做法還是比較好的，老百姓把自己的苦和困難告訴議員，議員一方面可以了解民眾，另一方面可以解決些問題。」
呂元禮說，2008年《南方日報》記者曾經採訪過李顯龍，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接見民眾可以說是從建國到現在幾十年，風雨無阻，為甚麼可以堅持？李顯龍說得不到民心得不到選票，就是說有議會民主的壓力，讓他們不能不這麼做。
呂元禮認為，讓民做主、為民做主和認民作主三個方面都很重要，只講讓民做主沒有為民做主不行，西方也不是甚麼都由老百姓說的算，他們選上之後也要為民作主，不能甚麼都推給老百姓吧？但如果沒有讓民做主的制度作為保障的話，為民做主可能會退化為做民之主，認民作主可能會退化為認民作子，所以讓民做主的制度也很重要。
西方民主制度不能完全照抄
呂元禮認為，西方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國有中國的民主制度，不能完全照抄，但是中國與西方社會讓民做主的理念是一樣的。呂元禮說：「新加坡老的高等法院有一個泰美斯女神像，也叫正義之神，右手拿天平，左手拿劍，天平意味公平，劍意味着斬除邪惡。後來我發現所有英國人管理的地方，都是這樣，香港的終審法院也有這樣的雕塑。那我的理解是，正義公平斬除邪惡應該是英國人對法的理解。中國人怎麼理解法呢？繁體字的「法」字有一種寫法是，三點水，上面一個廌，下面一個去。我查了一下解釋，三點水的意思是平之如水，就是公平的意思；廌是傳說中的一種動物，是獨角獸，公堂上如果搞不清誰對誰錯，把牠放出來，牠就會用角去頂那個犯罪分子，是正義的化身。去就是去之，就是斬除邪惡。這跟泰美斯女神像有相通之處，也是三個方面，中西方對法的理解，可能有形式的不同，但是有實質的相通，也許西方更早是商品經濟，他用天平代表公平，中國長時間是自然經濟，用水代表公平，公平的理念是一樣的，實現公平的具體表現方式，確實要找到適合本國國情的方式。」
呂元禮認為，讓民做主——民主，應該說都是需要的，但實現民主的方式，確實要考慮國情，一方面要考慮國情，另方面要一步步來，不可能一步到位。西方民主在各國也不一樣，美國民主和英國民主不一樣。因此，一方面民主是需要的，另一方面實現民主要適合國情，這兩方面都講到就比較周到。
中央集權 不等於專制獨裁
呂元禮表示，曾有記者問一黨執政還有沒有前途？他回答說，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必須吸收包括資本主義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才能成功。同樣，他認為一黨制也必須吸收包括西方那種兩黨制在內的各種模式的合理因素，才有前途，怎麼個借鑑，要適合中國國情。
中國借鑑新加坡的制度經驗，應從理念和思維方式借鑑，比如他們那種實用精神，立足實地，講究效益，李光耀是隨時改變自己，不過於僵化，不過於教條。鄧小平通過常識來達成共識，而不是僵化，因為時代變了，也要變化。中國的政治發展強調的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可能在西方看來其中存有矛盾，黨的領導怎麼能夠人民當家作主？但我認為，中國的國情就要求你通過某種方法將他們三者統一起來，看你有沒有本事將其統一起來。中國如果沒有黨的領導也會亂的，找到一個統一的方式，中國的政治方面就能夠成功了。另外，黨章也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
李光耀看中國，他認為中國那麼大，肯定要中央集權，但集權不等於專制和獨裁。新加坡的選舉制度的形成有其歷史的淵源，總的精神是，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中國怎麼去實踐，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
執政注重平衡 中國可以借鑑
呂元禮指出，新加坡很注重平衡的概念，平衡有很多方面，比如新加坡的政治改革，李顯龍說要建立平衡的制度，他沒有說要建立民主的制度。怎麼個平衡呢？吳作棟提出三條，改革後的選舉制度應該公平地對待各政黨，而不應該對某一黨有偏袒；第二改革後的制度應有利於選出一個強大的有效的政府，而不是軟弱無力的聯合政府；第三個是改革之後制度應有利於在國會中聽到不同的聲音。
呂元禮稱，概括地講吳作棟第一條強調有正當性，公平公正，強調要有天理；第二條強調強大有效政府，講的是合理性，立足實地；第三強調制度要有認受性，更注重的是要貼近人心，所以天理、實地、人心，正當性、合理性和認受性，新加坡是在這三方面中把握平衡，這種注重平衡的精神在許多政策上都有體現。這也是中國可以借鑑的地方。
吸納不同聲音 避免施政盲區
呂元禮指出，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亦很注重吸納人才，他們認為，黨不光是要吸納跟自己聲音完全一致的人，有不同聲音的也要把他們納進來，因為人民行動黨不是代表某一部分的，是代表整個國家人民，不同聲音都要吸納進來。另外他們雖然在國會裏是一黨獨大，為了讓弊端有所減少，也搞了人民行政黨政策論壇，找來黨內不同人士，有自己看法的人，在論壇上主張放開講，所以很多政策黨內討論得很尖銳，黨內盡可能地讓不同的聲音表達出來，才能防止盲區。新加坡是精英主義，他們的領導幹部的背景都差不多，都是名校出身，高學歷背景，所以他們在想辦法避免集體盲區，因為都是一種人，可能會忽略一些東西。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這些做法，也有值得中國借鑑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