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今年二月正式發布之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近期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香港社會對大灣區發展存在「上熱下冷」的現象，在政府層面或部分媒體上將大灣區發展講得很好，但實際上市民的反應並不如想像中好。
負責是項民意研究的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鄭宏泰博士，接受《堅雜誌》訪問時指出，香港社會對與內地融合存有兩極化的現象，這與香港社會結構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有關，而大灣區的發展則是促進香港社會作出內部調整，解決內部矛盾的契機。政府解決「上熱下冷」現況，首先應處理好內地旅客的問題，同時提升青年人對大灣區發展的了解。
文、圖：文 武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的民意調查顯示，37.3%受訪市民同意「大灣區規劃」是香港的發展機遇，但也有18.6%受訪市民持反對意見，36.8%受訪市民則回答「一半半」，另有7.7%受訪者以不知道或很難說作答。（調查結果詳見附表）
鄭宏泰指出，民意調查中可以見到一個現象，較多香港市民支持要與內地融合，而同時反對的意見也不少，這顯示社會對這件事的態度分化，支持和反對的雙方力量並不懸殊，因此雙方都會堅持自己的意見。香港的這種現象與英國脫歐的情況相似。
不僅僅是大灣區規劃，過往香港對自由行政策，以及「一帶一路」倡議，也同樣存有類似的情況。這些政策雖然可以為香港帶來較大的好處，但民間並不是一面倒地支持這些政策，反而會擔心相關政策可能會帶來更多社會問題，具體地說，包括擔心「兩制」會變得模糊，或者擔心會分薄香港市民的社會福利，以及更多的麻煩。
融合五成多 保持距離四成多
鄭宏泰說，研究所曾經問了一個特殊的問題，香港未來發展希望與內地更好地融合，還是保持距離，兩者選其一，結果選擇更多融合的市民佔五成多，但選擇保持距離的也有四成多，正好反映出香港市民對未來發展的態度取向。
鄭宏泰說：「政府要更好地思考現時香港社會到底發生甚麼問題，否則推出的大灣區發展政策效果會削弱，甚至可能引發新一輪的社會爭拗。」
鄭宏泰認為，香港社會之所以出現對與內地融合發展兩極化的情況，或者說存有四成以上的市民希望與內地保持距離的現狀，與香港社會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社會矛盾有關。
經濟比下去 閉關抗拒內地人
香港回歸以前，社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充滿信心，較擔心的是政治問題，但回歸初期，反而是經濟最先受到衝擊，政治反而顯得較為寬鬆。其後，因為經濟受衝擊產生連串的問題。當時較多市民擔心香港會被邊緣化，有些聲音要求更多地與內地融合發展。後來就有了「自由行」政策，促進香港與內地更大的融合。而這項政策亦令香港社會出現了一些危機感。
鄭宏泰說：「從自由行政策中，香港人感到自身競爭力下滑，並不是指生產力下降，而是香港整體經濟下滑。」首先，香港是成熟經濟體，內地是發展中的經濟體，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比不上內地，其次，香港的經濟空間亦沒有內地那麼大，發展的空間受到制約，所以，就出現此消彼長的情況，市民感到香港的經濟表現相對不如內地。
另一方面，從市民個人的角度，回歸以後大量及快速地發展高等教育，令大學生的比例大幅增長，但高等教育的迅速增長，並不代表香港整體經濟也隨之增長，因而拿到學位的大學生再也不是過去的天子驕子，大學生的工資上不去，職場的競爭力亦大不如前。同一時期，因歐美經濟不景氣，香港又吸納了一批歐美的精英人士，其中包括九七年前移民後回流香港的人士及其子女，以及內地出國留學後來港就業的海歸人士，這樣，本土培育的大學生的競爭力更顯不足。
欠缺上流機會 看不到前景
兩者相加，一方面香港本身的競爭力下滑，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年青人的競爭力也顯削弱，這令香港在深層次上有一種憂慮，在「自由行」政策推進了香港與內地融合時，這些憂慮更加凸顯，變成社會問題，並逐步產生抗拒與內地融合的社會情緒，甚至於出現要求香港閉關自守，不讓內地人來港的情況。
鄭宏泰認為，這些問題，反映在社會的行為上，就是希望保持香港的獨特性， 反映在一些人身上，就是希望發展建立民主制度，以一人一票按國際標準的選舉，表現香港的獨特性。「以前香港不是這樣，香港認為比內地更優越，認為可以充當內地與海外的中間人，現時則反轉過來，要與內地保持距離，其實這不是保持獨特性，而是削弱自己。」
更深層次的問題是，香港青年人欠缺向上流的機會，這令年青人看不到未來的前景，會形成一種隱憂。鄭宏泰認為，導致這一現象與香港一貫的重商政策有很大關係，香港的很多行業存在壟斷的情況，這令其他中小經濟體失去了發展的機會。香港以前有很多創業的空間，但現時少了很多，社會結構出現較大的變化，財團壟斷各行業，普通市民只能憑打工生存。而現代的公司管理注重績效，減少成本，令打工仔的人工很難上升，因而出現兩極化的現象，要麼成為打工皇帝，要麼就是人工呆滯不前。
出現這種現象與香港長期以來的重商主義有較大關係。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一批英資大企業撤離香港，香港的本地華商開始冒起，回歸後又為保持香港社會穩定繁榮，再次向本地華商傾斜，可以說一浪又一浪的社會發展，一直對商人，尤其是本地華商的依賴過重，令本地華商在香港社會迅速坐大。這種現象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本地青年人的社會發展空間大幅收縮，社會只有中低層的工作機會，高層次的工作機會基本被海外來港的精英，包括海歸派、回流派佔有。惡性循環之下，一方面令本地青年對社會發展存有不滿；第二方面對香港走向開放有保留，而過多的內地遊客來港，帶來的利益未能惠及年青人，但卻對他們的日常生活產生衝擊；第三方面是內地對香港的發展也加強了控制，比如香港希望轉向民主發展受到中央的限制，這三方面的因素使香港出現負面情緒，因而有相當一部分人抗拒與內地融合。
部分人走出去 騰出機會
鄭宏泰認為，大灣區發展是解決這些內部深層次的矛盾的機遇，他說：「從香港的歷史來看，香港社會重要的變革都是外力促成的，香港社會目前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僅靠香港本身很難作出改革，若香港利用好大灣區擴張性的發展政策，很可能可以借機調整香港的內部矛盾。
鄭宏泰指出，大灣區規劃為年青人的發展描繪出很好的前景，香港社會中只要有少部分年青人首先進入大灣區，其中一部分人得到了成功，就可以對香港社會產生正面的作用。因為有一部分年青人到大灣區發展，相對而言，留給香港本地青年的機會就會增加一點。而最先進入大灣區的年青人取得成功之後，產生了示範作用，將吸引及鼓勵更多的年青人到大灣區發展，如此循環，香港的社會情況就會出現變化。
解決「自由行」負面衝擊
處理好大灣區發展政府熱，民間冷的問題，鄭宏泰認為，政府首先應處理好內地來港遊客的問題。內地的「自由行」政策，對香港整體來說有大的經濟和社會利益，但同時也帶來較多的社會矛盾，而普通市民經濟利益未能感受得到，但政策帶來的負面作用則全都有切身的感受，這會導致反對與內地融合的抗拒情緒。香港特區政府在處理內地遊客方面效果不理想，不如澳門，未來需要改善。
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促進青年的交流，助青年人更好地了解大灣區，並且舉辦更多的青年人在大灣區發展的經驗分享，這樣也有助青年人走入大灣區，尋找發展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