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內地兩大官媒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均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運作偏離宗旨、不務正業，「變成不折不扣的政治組織」。隨後，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宣布終止跟教協的工作關係，包括不再跟教協舉行會議、不再就教育議題諮詢它的意見、不會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以及不再承認日後教協為教師舉辦的培訓課程。
可是從法理上而言，港府跟教協結束工作關係，並不等於教協已被正式取締。對於教協會否被取締的問題，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時指出，取締任何組織或工會，均要有堅實的法律基礎及充分的證據，並強調《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本港任何組織都不能觸碰國安底線，如有違規定會違法必究。
不諱言的說，特首的話雖說有理，但是未免讓人覺得她在打官腔。眾所周知，不論教協還是任何組織，若被取締都要有法律基礎和證據，但是公眾現時想知道的地方，正是教協本身有否被取締的法理基礎和證據嘛？為何特首不正面回答問題？究竟是沒做功課，所以並不知道，還是知道但不願回答呢？我們難以知道答案。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雖說《港區國安法》第31條規定：「公司、團體等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因犯本法(即《港區國安法》)規定的罪行受到刑事處罰的，應責令其暫停運作或者吊銷其執照或者營業許可證」，但是教協或任何職工會只要觸犯本地相關法例，便可被依法取締，而不一定須要觸犯《港區國安法》條文。
是故，教協作為註冊工會，它會否被取締，自然須審視其過去的所作所為，有否違反《職工會條例》。根據該法例的第10(b)條規定：(iii)該職工會正被用作非法用途或與其宗旨或規則抵觸的用途，或曾在其登記後的任何時間被用作該等用途；或(v)該職工會的經費曾以非法方式支用，或曾用於非法用途或非該職工會規則所認可的用途，職工會登記局局長便可取消該職工會的登記。
《職工會條例》第34條則規定：除根據第33A及33B條獲准(注：即派人參選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而設立選舉經費)外，任何已登記職工會的經費不得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a)直接或間接用於任何政治目的；或(b)支付或轉移予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以促進任何政治目的。須注意，這裡的「經費」包括該會或該會代表持有、收集、收取或控制的款項(不論是否已撥作選舉經費或福利經費)，及所有其他土地或非土地的財產或資產。
如是者，單是教協在修例風波爆發期間，曾於2019年8月17日舉辦的「教育界大遊行」，當時教協會長馮偉華曾表示，遊行的舉辦目的，是「要求政府回應市民的五大訴求，讓社會盡快回復正軌」，顯然不是純粹爭取業界權益。如此一來，教協為了舉辦此一遊行而耗費的人力和物資，又算否把經費直接用於政治目的，因而觸犯《職工會條例》第37(a)條及第10(b)(v)條呢？
我們再看看「和平佔中」爆發之前，教協於2013年10月14日的將軍澳教協中心，與「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共同舉辦「教育界佔中商討日」，之後又於2014年6月22日，借出教協銅鑼灣服務中心，作為「6.22民間公投」實體票站。如此一來，教協是否構成煽惑他人參與「和平佔中」呢？即使不屬直接煽惑，又算否是為戴耀廷等人的煽惑行為提供協助呢？
須知道，「和平佔中」雖在2014年9月28日才正式爆發，但是上述兩項活動，都應被視作煽惑他人參與「和平佔中」過程的一部分。在此情況之下，教協作為此兩項活動的協辦單位，並為其借出場地，它的組織本身或其經費，又算否被用作非法用途，因而觸犯《職工會條例》第10(b)(iii)條呢？
退一步而言，即使此兩項活動八構成煽惑，或為戴耀廷等人的煽惑提供協助，但是這兩項活動本身，顯然不是純粹為了維護業界權益。既然如此，此兩項活動所耗用的人力物資，如是教協支付或有份支付的話，又算否把經費轉移予當時的「佔中」秘書處，以促進「佔中」此一政治目的呢？即使不屬經費轉移，又算否經費直接或間接地用於用於政治目的，因而觸犯《職工會條例》第35條？
由是觀之，教協觸犯《職工會條例》中的相關規定，可謂罪證確鑿，這也是某程度上解釋了，教協近期為何把上述幾項活動的相關資料，匆匆地從其官方網頁中刪除，只是在這大數據時代，上述活動的相關報道，教協可是刪除不了。是故，取締教協的法理基礎，可謂相當堅實，取證亦是毫無困難，關鍵只在於我們的特首，又能否符合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之前的要求，做一個立場堅定、履職盡責的愛國者了！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