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居易詩《初出城留別》的最後兩句。意為無論身在何處，只要心境平和，哪裡都能成為自己的歸宿。一位直言敢讕的好官，士途不得意時寫下的心境，比之住大屋，衣食豐足，家財萬貫的大戶商賈，引之以為高風喻己的人，香山居士也得服了。不過居士仍尋心安處，焉能無所住呢？
最近鬧得沸騰的商業買賣事件，有支持有反對，反對者說為國家利益，支持者認為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若因政治放棄交易，將有損香港地位。有激情者稱之為賣國行為，亦可以體諒。抗日期間，不少以為「在商言商」的商人，仍與日本做貿易，侵害我國利益，被視之為「漢奸」。香港在英國殖民地式管治期間，港人在英國不把你當成國民，確實沒有什麼國家觀念，自然培育出港人所謂「在商言商」只為利益的商業手法，但這個「利益」還得要依附在英國利益之下才得談「在商言商」。撫心自問，當時那個商人不想跟英國和香港政府打交道？不想先知甚至左右政府政策？「在商言商」只是尋個心安處吧了。話又得說回來，這個模式，確又使香港成為世界上的一顆明珠。
政與商的關係，自古至今，無論中外，都是糾纏不清。商賈與政治之間的互動亦從未停止。商賈通過財富影響政治決策，而政治權力也通過政策、法律等手段影響商業活動。商賈影響政治，古代中國秦代的呂不韋和鹽鐵專賣、威尼斯共和國的商人貴族、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政治影響。政治影響商業，在歐洲的重商主義時期，各國政府通過關稅、補貼等手段，保護本國商賈的利益。美國在大蕭條期間，美國政府通過新政，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幹預政策。這些政策不僅影響了商賈的經營環境，還通過立法和監管，改變了商賈的行為模式。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外資，極大地促進了商賈的發展。
香港自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框架下，連續多年被國際機構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這是源於香港長期形成的法治傳統與市場規則，在回歸後，而不是在西方陣營內，仍得到高評價，香港應該感到自豪。但不要忘記這是政治制度所建立的經濟平台而創造的成績，不是單靠商人的商業行為所建立，營商更離不開中央政府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堅定支持。因此，當經濟交易涉及國家安全與整體利益時，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與發展利益的同時，又能保障香港作為最自由經濟體，必需衡量國家利益與經濟影響而作出判斷。
香港是最自由經濟體的評價，需要保持市場機制的靈敏運轉，也離不開法治框架的安全防護。說實在，這個平台，需要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法治制度社會，這個社會又必須在一個強大國家保障下運行。國家依據憲法和基本法行使權力，特區政府運用法律授予的自治權實施管理，這種制度設計本質上是通過法治化路徑實現國家整體利益與香港特殊地位的最佳平衡。這種關係互動說明，若商業運作上只顧「在商言商」而傷害了國家利益，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任何個人財富與商業活動，都是建基於國家政治與法治，沒有國，那有家，連容身之所也沒有，還有心安處嗎？「在商言商」離不開政治與國界，以為可以獨善其身，太自私了。 「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文 : 陳祖光
同仁基金會主席、四川省政協委員、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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