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時新冠肺炎及其變種病毒仍於全球肆虐，中國雖作為最早一批出現新冠肺炎病例的國家，疫情曠日持久，但其累積確診病例大幅低於其他國家，且疫情在去年已得到控制，僅在小範圍內出現過零星病例。中國採用的「內防反彈、外防輸入」政策非常成功，疫情並沒有再次大爆發。相對於美國在抗疫上的「成績」，其累積確診病例已達4,707萬，約為中國的400倍。中國在疫情防控上的成功，其經驗值得重視與研究，亦兩個經濟大國疾控表現差異之大，主要是因為兩國制度的差異。
首先，美國政府各級首長以人民直選產生，這令美國政治對民意高度敏感，逆民意而行的嚴厲疾控措施難以實行。再者，兩黨爭鬥更加劇防疫政策的左搖右擺，美國民主黨就曾於去年五月鼓吹席捲全美國的「Black Lives Matter」大型示威，令疫情雪上加霜，可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而中國的地方首長則以間選產生，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制定的政策更有利趨向國家整體利益並非單以選民喜好行事，例如武漢封城，無疑對人民日常生活造成嚴重限制和影響，卻能有效構建社區防控陣線，以最高效率斬斷傳播鏈。政府實行的是「利民之策」而不單是「悅民之策」，這就是中國對「民主」賦予更高層次的價值。
再者，美國奉行聯邦制度，州政府享有較大權力，令聯邦政府在實行防疫政策時受州份掣肘，各州又各自為政，令全國抗疫步伐混亂，延誤了抗疫良機。正如白宮在去年三月表示考慮以聯邦政府名義下達對紐約州等三個疫情嚴重州的強制隔離，卻遭到紐約州州長科莫的強烈反對，最後改為實施「強烈警告」的旅行建議，因此延誤了隔離的時機，給了病毒傳播的機會。此外，美國因其資本主義特色，難以掌控私營企業生產物資，特朗普於去年三月引用了《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要求私人企業生產呼吸機以應對疫情，但仍面臨物資短缺。由此可見美國從制度上難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大型公共危機。相對而言，中國為單一制國家，國家權力由上而下，加上中國共產黨深入政府各級體制，因此共產黨能有效且快速地整合國家、社會和市場不同力量，統一領導防控、統籌及規劃防控工作，如以舉國體制馳援武漢，十日內便成功建設臨時醫院（火神山醫院），實現集中救治，緩解醫療壓力。
從中美兩國的政治上下層建築可見，美國受制於其政治制度，很難複製中國抗疫經驗，卻又一直將抗疫不力的責任推卸予中國。各國政府應對嚴重公共衛生風險、極端氣候災害的機會將更為頻繁，當中突顯的政治制度問題需要痛定思痛，否則將難以適應這個全球百年未見的大變局。
文：陳羽斐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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