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地緣政治因素不穏定,包括中美貿易戰、英國脫歐等導致近年全球經濟低迷,通貨膨脹,如習近平主席所言「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深刻複雜演變」。這讓本港作為小型外向型的經濟體深受其影響,生活成本因而大幅上升。當中公共交通作為市民的必要開支,影響着市民的生活素質。據統計,市民月均交通費用為約一千元,佔總生活成本百分之九。
有見及此,香港政府於二零一九年推出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以緩解市民生活成本上漲的燃眉之急,但計劃不斷延期,並沒有正式成為根本性政策。故筆者建議考慮讓計劃恆常化, 現分述如下而論述之。
改善民生
首先,從計劃機制而言,計劃作為全民性資助, 恆常化能夠長久補助市民生活成本,改善民生。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是全民性福利方案,計劃的對象不設名額限制,包括無審批及年齡入息水平限制,只要市民公共車費滿一定金額,並能自動觸發補助 ,加上機制為自願性參加,市民擁有自願性參與的選擇權。
由此,這反映出機制能免除審批成本,也同時,亦避免了資源分配浪費。同時機制能夠體現機會平等的福利方針,作為全民性資助計劃,任何市民均有機會獲取補助,這體現了機會平等原則,不會因任何條件規範:收入、年齡、性別等等而剝削市民獲取福利補貼的機會,因而能避免了透過福利而令社會分層,避免出現社會分化的風險。
故此,該政策恆常化能長遠地提供實踐機會平等的全民性政策,讓有需求的市民自行參與此福利方案的同時,降低了實踐政策的福利成本,令政府資源用得其所。
實踐社會權力
其次,從政府角度而言,恆常化計劃有助大眾實踐社會權力,合符本港社會政策方向。據社會學家馬紹爾(T.H Marshall)所指政府在基礎的公民權力及政治權力下,有責任提供社會權力,以保障市民的基礎生活需求,並且輔助低下階層提升其生活水平達致平均。這反映了政府有責任改善低下階層的生活水平,透過福利政策讓貧困戶的生活追趕至平均水平。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的數據也指出了本港堅尼系數高企 。反映本港貧富懸殊差距處於嚴重階段,政府的福利及稅收能有利收窄貧富懸殊,以社會福利的財富再分配形式以拉近不同社會階層的差距。
公共交通為最常使用率的運輸工具,大部分市民每天亦依賴公營運輸工具作出行用途, 反映市民對公共交通需求頻繁,不論學生、勞動者及退休人士,政府一旦能落實恆常化補貼計劃,那能夠幫補低收入人士的生活開支,每月最多五百元的交通補貼能節省生活成本,稍微以拉近社會經濟差異,有助實踐社會權力,以財富轉移的福利方式讓市民大眾的生活水平愈漸拉近至平均。
同時據劉敏教授稱香港的福利政策混合中西制度文化剩餘主義論及儒家福利論等,而衍生具香港特色的適度普惠型社會福利模式。普惠主義是以覆蓋面廣及保障水平高包容性強的政策。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正正符合廣泛全面覆蓋性的特點,所以該政策縱使恆常化亦付合社會主流。計劃與主流的普惠型社利福利體系相似,恆常化亦令市民更廣泛容易接納,對計劃所產生的社會輿論及質疑減少。
滿足市民需求
再者,從市民角色而言,計劃行恆常化能滿足市民需求,有助市民提升對積極自由的本錢。如今香港的生活成本持續上升,加上眾多外置因素下,讓市民財務更沉重,因而交通補助計劃恆常化能夠援助現今的經濟需求。
根據需求理論,市民在不同的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文化觀念的社會亦有不同的特殊需求。透過恆常化該計劃能在現今的生活成本上漲下,減輕市民經濟負擔,在社會經濟低迷的轉變下,以減輕其日常開支,滿足現今的生活需求。
同時,市民在沉重的生活成本負擔下,他們的積極自由被剝削,讓其缺乏足夠的資金本錢滿足個人的充實及有意義生活。因此恆常化交通補貼能夠每月穩定向市民提供輕微援助,讓他們有額外的資金追尋自己的理想生活,即使成效偏低,但仍然給予市民有更多的資金儲備,提升對積極自由的爭取。
此外,由於計劃為免審查自發性全民參與,恆常化亦不會因領取福利而造成社會分層,避免了市民因自尊問題而拒絕參與的危機。
財政可負擔
有人認為,恆常化計劃對政府的公帑開支造成嚴重的財政壓力,在社會環境急速轉變下不利政府財務管理。據明報所述計劃造成龐大的公帑開支。這反映一旦恆常化計劃,政府便需長遠增加額外的福利開支負擔,而在眾多不穩定因素,無擬對政府的公帑開支雪上加霜,對公共財政構成一定的赤字風險。
但事實上,計劃恆常化卻在可控財政開支內,針對性幫補市民交通費負擔,全面性保助整體市民,讓公帑運用得宜。計劃金額在可控範圍內,而本港二零二二年至二三年度總開支為八千零七十三億。
這反映該計劃開支對政府的財政負擔在可控範圍之內,即使計劃行恆常化亦只佔小部份公帑,未有對本港財政造成威脅,加上該計劃能有助完善本港社會福利,長遠對社會穩定及民生問題亦有援助之效,就如習近平主席所言:「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是水漲船高的關係」。故此,在本港的經濟持續發展下,相關的社會福利應當提升,包括當前的交通津貼計劃,唯有將其恆常化,將為本港未來帶來裨益。
計劃應恆常化
總括而言,交通補貼計劃恆常化不論對政府、市民、以至計劃機制亦能帶來社會效益最大化,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只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要採取針對性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舉措,實實在在幫群眾解難題、為群眾增福祉、讓群眾享公平。」,故此並沒有理由不將該計劃恆常化。
文:廖俊賢
政賢力量青年時事評論員
文:彭源智
香港理工大學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應用社會科學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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