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超擔任行政長官已近三年，此時正是評估特區政府中期施政表現的恰當時機。李家超的施政風格以安全為核心，並注重結果導向和實效性。要全面評估他的領導能力和治理成效，需要深入分析其主要政策成果，並檢視他在善治原則上的表現，包括問責制、透明度、回應性、有效性、法治，以及參與性與包容性。
國家安全與法治
李家超的施政以對國家安全為主。考慮到他的執法背景以及中央政府在2019年動盪後對穩定的高度重視，這並不令人意外。2024年初，他迅速推動並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履行了《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完成了歷屆行政當局未能實現的立法里程碑。
從完善法治的角度來看，這項條例的通過展現了李家超在執行北京指令方面的卓越能力。禁止港獨歌曲，及以消除「不良意識形態」為由加強對圖書館和教育內容的管控，雖然被批評為以安全之名侵蝕基本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但香港人應該明白回歸28年來香港發展停滯，已無「本錢」繼續陷入意識形態的鬥爭。
在善治層面，儘管外媒對法治的削弱有所渲染，但國安法已包含了足夠保障人權及自由的條文，以追求兩者平衡。事實顯示，並非所有涉及國安案件都能成功定罪，法院的獨立角色仍然是法治的重要支柱。
住房政策：效果與對市場的回應
李家超承諾在五年內興建72,000個私人住宅單位，並通過建造30,000個簡約公屋（LPH）單位；現在已將公屋輪候時間從6.1年縮減至5.3年。然而，具體完成率和入住率的數據有待驗證。
政府嘗試通過調整印花稅減輕一般家庭首次置業的負擔；2025-26財政預算將徵收100元印花稅的物業價值上限由300萬元提高至400萬元，以減輕購買樓價較低物業人士負擔。然而，香港住房問題根深蒂固，屬結構性問題，需要大膽創新及跨部門協調。政府似乎認識到問題所在，但措施只偏向應急，而系統性變革只能寄望長遠的北都發展計劃。
經濟治理與人才保留
針對經濟復甦，政府著力恢復香港作為旅遊城市的昔日輝煌，積極推動融入大灣區並吸引全球人才。例如，推出「說好香港故事」系列活動等盛事，以及為全球排名前100所大學的畢業生提供兩年簽證的計劃，試圖重塑香港作為人才中心的地位，同時倡導將香港定位為大灣區的金融與創新核心。
儘管數據呈現出一定的樂觀趨勢，例如2024年底香港人口同比增長0.1%，但仍有隱憂。簽證計劃雖然旨在補充人才資源，卻無法替代流失人才的本地專業知識。為了進一步解決這一問題，應適度放寬社會自由，並緩解對職業前景暗淡和生活質素下滑的憂慮，以增強香港的吸引力和穩定性。
政治人才的安插與社會情緒之間存在明顯脫節。政府未能充分遵循平衡參與和包容性的原則，導致市民眼中的立法會變得「死咕咕」；以往市民對議員的認同已不復存，如今一些「代議士」有鸚鵡學舌之嫌。更令人遺憾的是，那些「食老本」的政商富二代或三代，仍然盤踞於易於操控的界別或肥缺。儘管非政治化的目標已部分實現，但政府若要真正實現政通人和，仍需獲得市民的認受。
教育與文化治理
政府將國安及愛國教育作為教育政策的核心之一，並審查教材以防止「有害意識」滲入校園，對回歸後過度強調自由的現象進行矯正，並加強學生對國家的認同感。然而，中、小學教育政策也因此引發了對學術自由與包容性的質疑。政府對此鮮少作出反駁或回應，導致家長心中充滿矛盾與無奈：一方面希望子女接受優質教育，另一方面又擔憂教學創意的流失。
地區治理改革與民主合法性
李家超任內最具爭議的或為選舉改革，將區議會直選議席從452席減至88席，並要求候選人獲親建制委員會背書，實行「愛國者治港」體系。
此舉雖然符合中央及香港對政治穩定的期望，但卻顯著降低了市民的參與度與包容性，直接削弱了代議政制的理念，並減少了市民對塑造地方治理的意願。為了確保基層治理的合法性，政府增設了三會及關愛隊等地區治理群體，以補充弱化的民主成分。然而，區議員的工作是否設有評核機制仍存疑。以筆者為例，居住沙田，一年多以來，從未見過當區區議員的身影，其辦事處更像是一間地產代理鋪，令人不禁質疑其履職情況。
領導風格與公眾觀感
李家超的領導風格跟其高級警務背景有關，偏向督導式，強調紀律、忠誠和能力，對工作表現不符的手起刀落，以表現為升遷的標準。
李家超(按HKPORI polls)當特首後到2024年11月市民平均支持率為53.0分（滿分100）。歷屆特首來說，位置中上。不過，經歷過數年社會不安及制度變革後，港人眼中的合法性要從新建立。善治領導不僅在於政策執行，還需建立信任及共同願景。李家超政府在多項施政向市民妥協，顯示其對民情敏感度高，看重市民所想。
結論
李家超的施政模式以秩序、合規及與中央對齊為優先，較少注重多元化。他與市民的交流並非單打獨鬥，而是由各司局長協同合作，其「硬淨」風格在局長與媒體偶爾「駁火」的場面中可見一斑。從重建管治的角度來看，施政效果井然有序，包括頒布國安法、推廣愛國教育，以及推動融入大灣區。然而，從善治的角度來看，表現仍顯參差，尤其在房屋和經濟復甦政策方面透明度不足，導致市民認知有限，地區治理中公眾參與明顯匱乏。移民問題和經濟財赤的挑戰仍將持續。未來，政府應考慮轉向更具包容性、問責性和回應性的領導模式。善治不僅關乎安全與合規，更在於建立信任、促進參與，並為市民帶來希望。
文：張達明
民主思路 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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