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提到，剛請辭的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撰文宣稱「香港法治岌岌可危」，但對方的論點在法理上其實站不住腳，因為釋法之後，國安委理論上仍可准許黎智英聘請洋大狀。此外，議員審核預算案時，若不依照《基本法》第107條的量入為出為原則，本來便屬濫權，若想以此倒逼中央，推翻普選特首才普選立法會的「8.31」決定，則顯然是意圖顛覆「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反而坐實了47人案被告串謀顛覆的指控。
然則，《基本法》有訂明香港應當遵從的公共財政紀律，以及香港政制發展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岑耀信作為資深法官，有可能不知道嗎？絕不可能！如此一來，若配合他辭任法官之前，英國政界已曾向英籍的終院非常任法官施壓，要求對方辭任，以及美國過去曾有國會議員提出法案，要求華府制裁香港法官一事，我們便不得不懷疑，不論岑耀信的辭任，還是他在辭職後撰文炮轟前同僚，都似乎是境外勢力干預的結果。
換言之，岑耀信可能預料「47人案」，以及美國最關注的黎智英案宣判之後，將會採取制裁香港法官的行動，所以趕在制裁法案出台前離任，並在外媒撰文攻擊香港，以此向英美的鷹派政客表忠。當然我們亦不能排除，對方當日選擇擔任終院非常任法官，本來便是為英美政客服務，目的就是想讓被控的亂港分子脫罪，只是「47人案」宣判後，對方發現「放生」這些人的機會渺茫，只好提早從香港撤離。
有人或許會認為，上述揣測不過是訴諸動機，但從實質操作層面來看，美國所謂制裁法官的行動，對於中國籍本地法官而言，實際影響其實有限，因為不會影響對方在香港執業，最多是影響到對方使用金融投資一類的服務，或者是將來難以前往美國旅行。可是對於岑耀信此類外籍法官而言，對方的老家根本不在香港，其物業乃至所有存款或投資，都很有可能在外國，意味着對方若被制裁的話，回老家後的生活將會受到極大影響，對方因此「轉軚」，向英美鷹派政客投誠，實屬自然不過的事。
另一方面，從岑耀信辭職後接受外媒的訪問之中，亦能看出對方選擇出任終院法官的初衷。對方雖然把自己包裝為香港法治的守護者，但是「47人案」本身並沒損害香港法治，他甚至提不出任何證據，能證明審理「47人案」的法官受過政治干預。在此情況之下，即便他真心地認為「47人案」被告無罪，大可以在案件上訴至終審階段時，堅持對方無罪的看法，屆時便看他能否說服其他終院同僚，推翻現時的高院裁決。
說到這裡或許又有人會說，案件未必會上訴至終審法院，即使上訴也有可能被終院駁回，但上不上訴是被告人的權利，不能說對方選擇不上訴，便說香港的法治出了問題。至於上訴有機會被終院駁回，亦是同樣道理，而且過去亦有不少其他類型的案件，最終都是上訴失敗，何以岑耀信單單認為，「47人案」上訴被駁回，或上訴至終院後維持原判，便是所謂的「香港法治岌岌可危」？
唯一的合理解釋，似乎是他最初出任終院法官，其實便是想左右「47人案」或黎智英案的審判，當他預料左右不了時，便只好知難而退。可是這一推測假如成立的話，便意味着海外法官的就職前宣誓，其實不足以確保他們必定會因此而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本文不是質疑所有海外法官的專業性，而是指出海外法官在理論上可能會暗地裡為其祖國服務，或者有機會因為境外勢力的施壓而受到影響。
更重要的是，岑耀信撰文污衊香港法治一事，已證明了海外法官辭職後有機會「反轉豬肚」，而且現時並沒任何機制，能預防同類情況再次發生。如此一來，香港未來是否還需要繼續聘用非中國籍或雙重國籍的法官呢？須知道，雖說《基本法》第92條規定，香港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或其他司法人員，但條文中既然用了「可」字，意味着香港亦可不聘用海外法官，只聘用沒雙重國籍的中國籍本地法官。既然如此，何不藉此機會，讓香港法官徹底本地化呢？這是當局應當思考的問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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