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香港在商界的壓力之下「開關」以來，經濟復甦不似預期，疫情前內地自由行來港爆買的情況亦沒重臨，反而是港人北上深圳消費的數字屢創新高。為了振興經濟，有建制派議員奇離地提議香港應學泰國、台灣和內地，在晚上的街頭搞起地攤，筆者曾指此項建議「離地」(脫離現實)，還因此而被一位港漂扣上黃帽子。港府在如斯水平的建制派慫恿之下，波瀾壯闊的「香港夜繽紛」活動正式出台。
活動搞了出來之後，當日提議的建制派並沒跳出來邀功，為此一奇葩建議護航的人亦不敢吱聲，因為建議離不離地，市場會給出答案，扣啥帽子都改變不了。客觀數據是：上月中秋國慶三日假期，入境處錄得逾80萬人次北上，相較48萬內地旅客訪港數字，多近七成。與此同時，所謂夜繽紛的三個海濱夜市活動，則是「成功地」吸引了10萬人次到場。須注意：10萬人次是到場，不是消費。
更歡樂的地方是，當所謂夜繽紛活動的成績有口皆碑之後，一名曾經力吹香港搞地攤經濟不「離地」的筆桿子，轉個頭來撰文指「事事靠政府風氣要不得」。誠然，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會認同「事事靠政府風氣要不得」是永恆真理，但有人既然認為香港的所謂特色是「小政府」，振興和發展經濟要靠所謂靠自由經濟的活力和創意，當日為啥要附和所謂建制派的建議，慫恿港府跑去搞地攤經濟？
同情地理解，一千個人眼裡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因其代表的階層或既得利益不同，心目中的搞夜市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對於各大地舖、商場業主和租戶而言，搞夜市是指晚間逛街的人流上升，從而使他們有誘因延長營業時間，而對於愛在街邊拮魚蛋、吹噓外地地攤很有特色的人而言，他們口中的搞夜市，便是像過去的大笪地一樣，乃至是縱容無牌小販隨街擺檔。如此一來，一個支持議員建議香港搞夜市的人，另一邊又在兜售小政府主義的海耶克學說，在邏輯上便不構成矛盾。
可是這又必然衍生幾個問題：一是海耶克信徒喜歡把經濟上的自由放任，說成是所謂的香港特色，又把香港過去的成功，歸功於所謂的小政府主義，但事實真是如此嗎？熟悉香港經濟史的人，自然知道答案並非如此。事實上，內地解放前的香港亦已搞了自由市場經濟近百年，但經濟地位遠不及解放前的上海，而香港當時的轉口港地位，也不是建基於港英政府在經濟上自由放任，而是靠着英帝國主義的船堅炮利。
香港經濟上的騰飛是在內地解放之後，特別是中國在抗美援朝後，遭到美國為首的北約成員國制裁。可以說，上海因韓戰而沒落，加上內地資本家和地主湧港，才為香港後來的工業化帶來第一桶金。到了70年末經濟騰飛後，港商又因內地改革開放，透過將其製造業北移，吃盡了當時內地的人口紅利。換言之，香港歷史上的經濟騰飛，港府的經濟政策根本微不足道，地緣政治的變化才是決定性因素。
另一方面，雖然回歸後的香港商界代言人，一直慫恿港府延續港英時代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但是作為政策創始人的夏鼎基，其口中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都決非經濟上完全自由放任。事實上，不論是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公屋政策、60年代開始的興建新市鎮、70年代推行的免費教育，港府一直各項戰略性產業上實行的專營制度，乃至是回歸前一直實施的租務管制，都在在證明選擇性干預才是港英政府的實質經濟政策。
換言之，把香港過去在經濟上的所謂成功，歸功於本來不存在的自由放任，本來便是海耶克信徒所捏造的神話。況且，不論在疫前還是在所謂「通關」之後，港府在本地零售業、飲食業、旅遊業，乃至在租務市場上，除了回歸前已發展成熟的小販管理制度，避免地攤經濟野蠻生長之外，一直都沒啥干預和管制，甚至可以說比回歸前更寬鬆，例如：港英自1921年公佈《1921年租務條例》以來，便有租務管制，直到香港回歸後的1998年才被取消。
如此一來，我們便不得不思考一下：地攤擺放在回歸前已被法例規管，但無阻香港在回歸前的經濟繁榮，而陸客自由行政策在04年實施以來，地攤經濟從來不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亦非香港旅遊業的主要賣點，何以有人會天真地認為，香港在「通關」後的經濟復甦不似預期，可以靠着搞地攤經濟提振？如今，所謂「香港夜繽紛」的經濟提振作用不大，不但刺激不了更多旅客來港，還挽留不了港人在本地消費，其原因難道是香港沒縱容小販隨處擺賣乎？
由是觀之，事事靠政府的風氣確實要不得，但不代表政府干預市場便必然是壞事，而香港過去經濟繁榮，亦絕不是源於所謂的「小政府」和自由放任。反之，現時的經濟復甦不似預期，成因也決非港府放任地攤經濟野蠻生長，而是香港商界自04年經濟復甦以來，一直不思進取，即所謂的「食老本」，從沒打算為香港長遠的經濟發展，尋找新的增長點，結果被鄰近城市迎頭趕上，加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令香港再沒「食老本」的本錢。至於其箇中原因，本文將另撰一文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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