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幾篇文章都提到，雖說《港區國安法》已立，廿三條也完成立法，但過去的幾單案例均已反映，法官在行使量刑酌情權時，並無可量化的客觀準則，最顯著的例子，是在諸啓邦兩次觸犯煽動罪的案例，明明同樣是身穿「光時」口號的衣着，煽惑分裂國家的意圖顯著，但首次只被判3個月，再次犯案判14個月。之所以一再提及國安案件的量刑問題，是因為即使是《港區國安法》，也是除了第29條外，其他罪行都是情節嚴重，才設法定最低刑期。
至於廿三條，由於是本地立法，所以不設法定最低刑，意味着即使犯了叛國罪，在法官具有量刑酌情權下，理論上也可判被告240小時社會服務令。雖說現時未有如此離譜的判例，但同樣是以「光時」口號煽惑分裂國家，已出現首案量刑起點是六年，到諸啓邦初犯只判三個月的案例，再加上境外勢力從未放棄向本港法院施壓，綏靖主義又似乎在所謂建制內死灰復燃，將來會否有更鬆手的案例，以此摧毀國安法律體系的阻嚇力，使其淪為無牙老虎，實屬未知之數。
可是正如前文所述，過去曾有建議當局成立量刑委員會，雖說英美也有，但委員若非全部來自司法界，不排除會被質疑違反《基本法》第85條維護司法獨立的規定，屆時法院在司法覆核中判政府敗訴，委員會便搞不成。此外，當局若認為判決中的釋法有違立法原意，因而提呈人大釋法，又或者是趕在判決前提呈人大釋法，雖說憲制上並沒問題，但是勢必被外媒做文章，指人大釋法破壞司法獨立。
是故，最穩妥的辦法當然是法院自行頒布量刑指引，但香港法院不像內地的最高人民法院，過去未曾在沒案件時主動頒布量刑指引，而是等到涉及國安法或廿三條的案件出現時，在審判期間頒布，意味着平時不太可能觸犯的國安法律，法院便沒有機會制定量刑指引。在此情況之下，要建立國安法律的量刑準則，可能便只剩下引用《港區國安法》，由國安委作出〈關於訂立“維護國家安全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量刑準則的決定〉。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責為：(二) 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為《港區國安法》和《維護國安條例》制定量刑指引，避免上述法律的阻嚇力在胡亂判刑下受損，顯然屬於法律制度的建設，在此全國性法律基礎之下，國安委大可以決定成立國安法量刑委員會，甚至可以不另設機構，直接由國安委制定並頒布量刑準則，並要求本地法院遵照此一準則量刑。
這樣做的好處有四：第一自然是可以解決法院沒有涉及相關條文的國安案件，便無法制定量刑準則的問題；第二是毋須為設立量刑委員會另行立法，免得內外部勢力在立法期間乘機炒作話題；第三是制定國安法及條例的量刑指引，本屬國安委法定職權，加上成員均為中央任命，免卻再另行找人加入量刑委員會的麻煩。第四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第14條第三款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作出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當局便不用擔心量刑指引會因遭遇司法挑戰而無效。
由是觀之，為了避免有法官在各種原因影響下，在判刑時鬆手，從而使《國安法》及條例被變相閹割，最終淪為無牙老虎，當局根據《港區國安法》第14條，由國安委作出決定，再制定及頒布國安法及條例的量刑指引，才能維持法律應有的阻嚇力。當然，由國安委頒布量刑指引，境外勢力及其喉舌一定會做文章，在輿論上擾攘一番，但是比起以本地立法方式成立量刑委員會，對方能炒作話題的時間將大為縮短，更重要是不能利用司法覆核將其扳倒，自然沒有擔心驚動中央，最終又要麻煩人大釋法的可能了！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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