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有學生認為大學的AI政策不公，容許教授使用AI，學生卻不可使用。學生發現教授派發的教材有不少AI生成的痕跡，在RateMyProfessors平台上口誅筆伐。涉事教授聲稱使用AI編輯教材，目的是使之「煥然一新」。然而，教材殘留AI編輯痕跡，質素欠佳，最終被大學處分。其實，教師與學生使用工具或軟件的權限一直不同，AI絕非唯一特例。所謂「只許州官放火」是「事實」，但也是偽命題：限制學生使用某種工具，往往是為了鍛鍊學生特定能力或裝備某種知識。
為什麼學生反應特別大？
收到上述教材的學生透過RateMyProfessors平台表達不滿，引發熱議。學生反應異常激烈，筆者認為有兩大原因。第一，AI話題正火熱，凡與AI扯上關係，都容易吸引網民注意。第二，教材的AI痕跡處處，予人粗製濫造之感實在明顯。
學生繳付高昂學費，發現教材質素「低劣」，自然感到不快。若以上教材不涉及AI生成，換成一些未經剪裁妥當的網絡素材，引發的風波可能小得多。使用AI往往予人「只是輸入指令」就完成任務之感，學生覺得學費與「教授工作量」不相稱，作為「消費者」自然特別光火。就好比去高級餐廳，食客往往希望食物不是「預製菜」，品嚐到廚師的「心思」和「功夫」，食客才覺「物有所值」。這種消費者心態是鐵一般的現實，「消費者」看重質素，但也看重「賣方」付出了多少勞力（吃了多少苦）。
學生繳付學費，潛意識認為在「購買」知識「服務」；大學則以就業率、排名等指標吸引「客戶」。這套商業邏輯將高等教育簡單定義為普通商品，師生從求知共同體變成買賣關係。當教授使用AI編輯教材，學生視其為「偷工減料」，如同米芝蓮餐廳端出預製菜般不可原諒。即使用AI製作的教材沒有質素問題，若學生發現教材是AI編輯，那份教材在「消費文化」中一樣淪為「服務縮水」的罪證。
用好AI是教師和學生都要上的課
不論教師或學生都有需要學習使用AI，關鍵是何時用和如何用。若教師以嚴謹態度篩選AI生成內容，以嶄新技術為學生編輯優質教材，根本不會引發今次爭議。「教授使用AI編輯教材」不應是焦點「問題」，教授沒有好好使用AI，也沒有為教材把關，才值得關注。
AI 生成內容又快又方便，不論教師和學生都已經習慣這種「飯來張口」，甚至連核對和複驗等功夫都不下。這種「速食文化」不是什麼新鮮事，未來只會越來越多。當今之世，禁止使用AI幾近荒誕，規範如何使用和交代使用AI才是正確觀念。
教育的終極價值不在於教授付出多少「手工勞力」，而在於能否啟發學生，輔導其成長，與之同行。當AI成為新時代的紙筆，大學最迫切的任務是建立基於信任與透明的AI使用倫理，令AI回歸工具本質——畢竟，真正值得學生支付高額學費的，從來不是教授的工時，而是他們點亮學子頭腦的精神與智慧。
文：鄧家豪
青海省青年聯合會委員、香港福田青年會理事、深圳市寶安區人力資源局大灣區職場導師、香港特别行政區屯門區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委員、香港校外教育及培訓專業協會（HKAEEP）創會會長；慈善機構童理心（Kidpathy）創辦人兼主席；陽光兒童基金會董事會主席；教育倡行（Edution Network）理事；御學軒教育集團創辦人兼主席；香港教育大學在讀教育博士（EdD）。鄧家豪創辦及投資多間教育企業，以實踐其數據為本的教學理念及推動教育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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