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在早前辭職之後，於英國《金融時報》撰寫題為「香港法治岌岌可危」的文章，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被用來對付政治上的對手，是推翻香港法院裁決的一種權力手段。對方又在文中談及上月宣判的「47人案」，指《基本法》規定普選是「最終目標」，亦賦權立法會否決政府預算案，並訂下預算案兩次遭到否決，行政長官便須辭職的規定，但是法院仍裁定以否決預算案向行政長官施壓，並非法律容許的手段，因而質疑裁決「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單純地從法理上而言，岑耀信的論點存在幾個問題。先說人大釋法，雖說對方把《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的釋法搞混，但從上文下理來看，相信岑耀信想說的是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請英籍律師Tim Owen為其辯護後，特首提請人大釋法一事。可是有認真閱讀釋法文件的人，都會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是釐清了國安疑犯可否聘用海外律師，屬《港區國安法》第47條所規定的須被特首認定的問題，法院應在審訊前取得特首發出的證明書，法院若沒取得證明書，則由國安委作出相關判斷和決定。
換言之，釋法文件本身其實並無推翻法院裁決，只是委婉地指出法院沒有依照《港區國安法》第47條行事，並提出法理上可作補救的措施。雖說現時的最終結果，是Tim Owen未能擔任黎智英的辯護律師，但是單純地從法理上而言，國安委絕對有權在上述釋法文件所賦予的權力下，作出一個符合法院裁決結果的決定，並准許Tim Owen擔任黎智英的辯護律師。岑耀信無視釋法不一定導致裁決被推翻，硬要說釋法源於「中國不喜歡法院裁決」，此說除了是訴諸陰謀論之外，其觀點亦是在法理上犯錯。
至於岑耀信引了幾條《基本法》條文，作為質疑47人案判決的論據，但是對於其立論不利的《基本法》條文，他又不去引用。首先，《基本法》第73(2)條確實賦予立法會審核財政預算案的權利，但《基本法》第107條亦有訂明「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加上整部《基本法》並無授權議員可以其他事由否決預算案，意味着議員應並只應以預算案有否符合《基本法》第107條，作為其是否支持預算案通過的唯一審核標準。
在此情況之下，議員無視預算案是否符合《基本法》第107條，單單以政府有否滿足對方所提出的訴求，作為其通過預算案的條件，本身就是濫用《基本法》所賦予的預算案審核權，並違背了對方根據《基本法》第104條所作出的就職誓言。換言之，岑耀信所提及的預算案被否決後，特首可解散立法會，但預算案若再被重選的立法會否決，便須根據《基本法》第52條辭職的機制，是以議員沒有濫權，嚴格按照《基本法》第107條所訂明的公共財政原則，行使其預算案審核權為前提。
與此同時，《基本法》訂明的普選終極目標，非但不構成立法會可以此作為否決預算案的合法辯解，更是說明了對方意圖透過濫用財政預算案否決權，篡奪本屬中央的香港政制發展決定權。事實上，即使在中央在決定完善選制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於2004年透過解釋原有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說明了香港政制發展決定權屬於中央事權，又於俗稱的「8.31決定」中，決定特首改以普選方法產生後，立法會才可普選，立法會在原有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中，只有權審批政府提出的政改提案。
由是觀之，岑耀信的言論如同承認47人案的被告，意圖利用可能獲得的預算案否決權，倒逼中央推翻過去作出的憲制性決定，使立法會權力凌駕於中央的對港全面管治權之上，意味着他們不但意圖透過濫用立法會議員的財政預算案否決權，製造特區陷入政府停擺或憲制危機，還想以此阻撓中央政權機關依法行使的政制發展決定權力，反而進一步坐實了對方觸犯《港區國安法》第22(三)條的指控。既然如此，岑耀信還憑啥質疑被告們被判罪成呢？對方實在有責任解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作者文章觀點，不代表堅料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