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應用廣泛，在香港已不再是陌生議題，人工智能已開始在教育和商業文書開始被應用，成為了學生的學習工具和夥伴，也是工商界管理人員撰寫文書的好助手，連律師事務所也已開始訓練人工智能模型協助撰寫簡單法律文書、法律研習和分析案例，而個別本地大學也明文禁止學生使用人工智能完成作業。人工智能具備百科全書、智能思考、書寫、編程、分析、統計等不同功能，而且在豐富其數據庫的同時，不斷自我學習和進化。
曾幾何時，人工智能只用作學習語言和翻譯，並用作象棋陪玩「棋手」的消遣功能。現在，人工智能已發展成熟，已經可以分擔教師、律師、醫生、會計師、程式編寫員等專業人士的部分職能，其中，人工智能可以從數據庫中分析海量資料，大學生可以用作論文寫作參考，以人工智能進行分析後再自動生成包括法律文書的文件，即使按格式和法理邏輯編寫判決已不是夢。現時，無論是內地的DEEPSEEK，還是境外的 CHAT GPT 和 COPILOT，初階人工智能應用已處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難題。
過去，曾有法院判決曾被垢病帶有偏見或過於主觀，甚至乎曾發生抄襲判決，另有判決因首尾欠呼應被質疑是先有結果才寫回推論，即使在司法機構網頁公開的書面判決中，也偶爾出現有待糾正的判決(corrigendum)，而無論是民事案件還是刑事案件，也不乏成功上訴推翻原判決的案件，可見法官並不一定是對的。法官也是人，從接受家庭身教和高等教育那一刻，已發展自己的主見和立場，這也是正常的經歷。如果法官在判案時要絕對撤除個人見解，那只是教科書的邏輯。
人工智能法官判案則會大大減少了法官的主觀因素，人工智能也不會有「師徒制」，不會有潛在裙帶關係，所以沒需要申報利害關係或設立迴避制度，人工智能法官沒有升遷制度，沒有野心，在判案時只會理性地因應法律和證據判案，不會考慮自己和「其他」。雖然人工智能法官不會「高高在上」，但因不能走進民眾，也不排除同樣會與社會脫節。人工智能法官不會因為被告的政治背景而「產生同情」而作出輕判或草率判決；人工智能法官沒有子女日後繼承衣缽和就業的問題，沒有朋友，更沒有敵人，不用顧全「面子文化」或「延後交換價值」，更不會擔心開罪他人，人工智能法官沒有情緒化，更不會有病，不會志在關鍵績效指標(KPI)，在出席聆訊時也會準時，人工智能法官除了開發和維繫成本以外，不會衍生天價薪酬和福利。
香港已具備成熟條件，可以考慮改革，試行開啟以人工智能法官輔助人類法官判案的先河，可以先從輔助研習參考案例和書寫判決入手，應用科技為人類服務。
文：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會員、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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