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是否奉行三權分立的問題，引起了一些爭議。有人撰文時引述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譯者許明龍的《譯者附言》，認為孟德斯鳩的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最準確也是最妥帖的漢譯應該是「分權」，其本意並不是主張把三種權力截然分開，三個機關各自為政，互不相干，而是主張合理配置權力，並以此作為反對派提出的「三權分立」是「港版山寨」的論據。
可是，把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譯成「三權分立」，不是非建制派獨創。根據許明龍的說法，「至遲始於嚴復的《法意》」，而嚴復是在1909年翻譯此書。在此之前，由日本人何禮之和中國人張相文、程炳熙在1902年，根據《論法的精神》日譯本翻譯成《萬法精理》。
其後，晚清革命家陳天華在1905年撰寫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中，提及《萬法精理》一書，便指此書「演三權分立之理」。與此同時，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的日語翻譯是「権力分立」或「三権分立」，而「分立」一詞在日語中，有「分かれて別々に存在すること（分開並分别存在）」之意。
由此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三權分立」是源自和製漢譯，再循何禮之的《萬法整理》傳入中國，而「分立」的「立」本意不是「對立」之意，而是「置也」、「建也」，所以「三權分立」不論從日語還是漢語的角度而言，嚴格上不能算是誤譯，而是有人在此詞的「立」字上望文生義，將「三權分立」理解為「三權對立」，並稱此一做法能夠避免專制和獨裁的出現。
更重要的是，不管「三權分立」的字詞本義為何，非建制派有否望文生義，在「三權分立」上加以僭建，抑或是《基本法》本來的設定是行政主導，香港在現有的憲制設定、本地法例，乃至是司法機關擅自越權的情況下，其行政主導已在回歸後大幅弱化，這是不爭的事實。當中所涉造成的問題，乃至潛藏着的憲制危機，筆者在之前的文章已有剖析，在此不贅。
是故，若要強化香港的行政主導，執拗香港是否「三權分立」其實沒有意思，而是應該循以下幾方面進行變革：
首先是整合現有建制派，放棄過往隨便是個人便拉攏進來的做法，提高整體的理論和論述水平、組織純潔度及成員忠誠度，從而使到建制派跟行政機關的各級官員融為一體，成為真正的執政聯盟，不會把個人或山頭利益凌駕於大局的整體利益之上。
二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理應解釋《基本法》第160條，述明「違憲審查權」本屬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其他機關沒權判別現行本地法例有否違反《基本法》，從而避免香港法院繼續越權行事，亦能杜絕此一權力被非建制派濫用，藉此阻撓政府施政。
三是非建制派的「35+」攬炒大計，本身就是利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財政預算案否決權、特首一任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重選的立法會若再否決財政預算案，特首便必須辭職的規定。因此，全國人大便只有修改《基本法》第50及52條，放寬特首解散立法會的限制，例如：沒有次數限制，但須在解散前取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只有這樣，才能從制度上維持行政主導，以及避免香港因立法會胡亂否決預算案而陷入政府停擺。
文 : 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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