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香港改變選制後，若要長治久安，仍須緩和所謂土地問題與階級固化問題，而政府若要釋放土地，便要改變過去靠着賣地收入維持的簡單低稅制，但是改革稅制必然會觸碰到財閥的奶酪，對方亦會用盡所有方法，透過其豢養的代言人提出反對，加上政府和建制派已有部分人遭到「資本滲透」，成為了釋放土地和改革稅制的阻力。
換言之，盡量做到政商分隔，防範「資本滲透」，避免官員和議員獲得「延後利益」，便成了化解深層次矛盾的首要任務，但是具體的政策又是甚麼呢？我們先從行政會議成員、選委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說起。
相比選委會和立法會，行政會議成員其實相對簡單，因為制度上而言，行會成員只須由特首任命即可，所以特首只要較多任命草根出身的人，減少任命商界出身的人加入行會，同時規定行會成員退休/辭任之後，必須經過三到五年的「冷靜期」，才能加入商界，期間可得一定補貼，便能避免行會成員因為「旋轉門」而獲得「延後利益」。
選委會則相對複雜，因為選委會在設定上一直強調「均衡參與」，所以委員都是由不同界別的選民產生，當中亦包括工商界。現時的選舉改制，是增加選委數目、界別，以及改變部分界別選委的產生方法，以達致工商界成不了「關鍵少數」，但是要使到選委會做到心繫基層，支持有心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特首和議員，可能只有在挑選俗稱「國家隊」的第五界別上下功夫。
立法會議員方面，由於選舉改制保留了30席功能組別，這些議員自然會捍衞其業界利益，所以扣除了勞工界3席後，餘下60席的政治立場，將會決定土地和稅制改革的成敗。在這60席當中，有20席是地區直選議席，選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之後，將有10席或以上由泛民獲取。至於選委會的40席，相信會由各大建制派政黨瓜分，泛民取得議席的機會率近乎零。
在此情況之下，議員全職化便顯得分外重要，因為只有全職議員，才能避免其政治立場不會受其僱主左右，從而避免他們成為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可是，若要做到議員全職化，便須有政黨的財政支援，藉此確保這些議員參選或連任落敗之後，生活上有所保障，並能繼續全職地為下屆選舉備戰。
如此一來，便衍生另一個問題，那便是：政黨收受的政治捐獻問題。事實上，政治獻金制度一直是「資本滲透」的其中一大渠道，亦是財閥可以「兩邊押注」的原因。因此，如何確保建制派政黨在收受捐獻的同時，其意識形態不會受到背後金主的左右，最終淪為某個金主及其所屬階級的傳聲筒，將會是土地問題能否獲得解決的其中一大關鍵。
更重要的是，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説，海外具名或匿名捐獻，是境外勢力干預香港政治的其中一種方法，但是縱觀現行法例，只有禁止參選期間收受1,000元以上的匿名捐獻，既沒禁止海外捐獻，連參選前或當選後的匿名捐獻，又或者是參選人所屬政團收受匿名捐獻，亦沒有任何規管。
除此之外，把匿名捐獻上限設為1,000元，其實亦是一個漏洞。事實上，過去已有參選人在網台上提醒選民，假如捐獻金額超過1,000元，可把款項分為幾次捐出，以此避免捐款人的身份被公開。是故，政府應當修訂法例，禁止任何政治團體及政客收受任何境外和匿名捐獻，從根本上避免海外資本滲透，以及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兩邊押注」。
至於防範政府的「資本滲透」問題，情況則比較複雜，奈何本文篇幅已經太長，為了維持文章的可讀性，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說。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香港投資日報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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