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雖然已經寫了多篇文章，談論反對派47人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當局若認為案件判刑有問題，可在判刑當日起計28天內，向上訴庭申請上訴許可，但是有媒體宣稱，當局沒有所謂的「目標刑期」，而且所謂建制派似乎對於判刑沒啥不滿，所以不打算就各被告的判刑提呈上訴，再加上不服判決的被告已經申請上訴，卻未見到律政司有同樣動作，我們似乎可以預料，當局提呈刑期上訴的機會不大。
從當今的地緣和本地政治形勢來看，檢控機關若非真是純粹考慮法理上應否上訴的話，當局不提上訴的原因實在太多。作為境外勢力培育多年的馬前卒，47人案一直備受西方各國關注，美國甚至在案件判刑後揮起所謂制裁的大棒，限制部分港府官員入境美國，再加上黎智英案亦快將審結，必定會使美國對華與對港關係進一步惡化。假如當局認為47人案的刑期，並未引起所謂建制派的不滿，不提上訴草草了事，會降低中美關係再添變數的風險。
另外誠如過去的文章所言，綏靖主義在香港乃至是所謂的建制內部，始終是陰雲不散，回歸後因平穩過渡而繼續佔據統治地位的本地資產階級、買辦階級與舊建制中人，口頭上必然是自稱愛國愛港，擁護中央建立的維護國安機制，但是其西方教育體系培育出來的三觀，早已埋在骨子裡，再加上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歐美的對華態度，確實會影響到本地資本和買辦們的生意，有人把47人案的首被告戴耀廷被判10年，已經能夠「交差」，生怕上訴會橫生枝節，不利於某些人最在意的所謂「拚經濟」，亦是意料中事。
即使單純從法理層面而言，局方也有可能覺得上訴能夠改變刑期，或者有改動但不會變太多，畢竟最初不用《港區國安法》第22條，而是用本地法例的串謀罪提告，是控方的選擇，認罪的被告們在本地案例法支持的情況下獲得減刑，這點基本上打無可打。本案具爭議性的地方在於被告們既然是串謀罪成，理應視作共犯關係，而且從犯罪結果上來看，真正有機會做到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之人，不可能是戴耀廷，而是在初選勝出者，但是戴耀廷的量刑起點是15年，初選勝出者的量刑起點，卻遠比被戴耀廷低。
然而，上訴法官若是同樣認為，即首三名被告與初選參與者串謀犯罪，理論上仍是主犯與從犯關係，本地亦有同樣是串謀犯，但是最終判刑卻不一致的情況。此外，上訴庭若是同樣認同本案量刑可參考《港區國安法》第22條所提及的主、從犯量刑幅度，初選參與者的量刑起點在10年以下，理論上仍是解釋得通。至於參考《港區國安法》第22條的情況下，首三名被告的量刑起點，並非是「積極參與者」的3又1/3倍，法庭亦可指《港區國安法》第22條沒硬性規定，只訂明了最低和最高刑期，而主犯最終刑期亦沒低於法定最低刑。
當然，《港區國安法》第22條並非只有「首要分子」才可判10年以上，「罪行重大」一樣可以，關鍵在於控方能否說服上訴庭，認同初選參選人或至少是初選勝出者，罪責上理應跟初選舉辦者一樣，否則很可能維持原判。其他的減刑理由如：「不熟悉法律」、「曾任區議員服務社區」，乃至「疫情期間派口罩」，由於過往的本地案例也曾出現類似的荒謬理由，上訴庭大可以普通法的「遵循先例」原則駁回，即使控方上訴得直，也只是令某些被告多坐幾個月。
由是觀之，雖說47人案在量刑上確實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控方亦有充分的理由上訴，但上訴庭如是支持初選舉辦者與參與者雖是串謀，卻仍是主犯與從犯的關係，加上本案是以本地法例的串謀罪提告，本地法例確實沒規定串謀的主犯在罪責上，要比從犯重多少，意味着上訴庭有可能維持原判，只是上訴就有機會得直，亦可以謀求法院就串謀犯的量刑比重，制定一套可供公眾信服的準則，乃至可以其他方法，確立一套涉及國安案件的量刑準則，而非像現時一樣，並無任何準則可言。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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