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變異病毒奧密克戎席捲全球的背景下，香港疫情持續惡化，而春節假期聚集性活動的增加更令形勢雪上加霜。香港是實行「一國兩制」的高度國際化都會，防疫抗疫工作存在特殊性，需要採取既有別於歐美又有別於內地的舉措。
從理論上看，香港特區政府應對疫情面臨最優、次優和最差三個選擇。最優模式是封鎖全城、嚴格禁足並推行全民強制檢測，達到近乎完全清零的目標；次優模式是動態清零，一旦發現病例，就快速反應，精準處理，把感染病例數量控制在不影響正常社會和經濟活動的範圍內；最差模式就是效仿英美做法，除了號召人們注射疫苗之外，基本上放任病毒在社區傳播，社會與病毒共存。
然而，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封城會導致金融市場劇烈動盪，可能給國家帶來金融安全問題；同時，由於香港複雜的政治環境，全民強制檢測會遭到大量市民的抵制，導致政策走向良好意願的反面。與病毒共存是歐美國家不得已的選擇，享受「一國兩制」優勢的香港沒有必要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代價來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因為香港確實存在歐美經濟體無法擁有的資源，那就是中國內地的無私援助和支持。
因此，香港特區政府採取動態清零政策即次優模式是務實的良好選擇，其意義在於能在不利的政治環境中以有限的資源獲得維護公共利益的結果。相對於不計成本耗用無限資源以獲得最優目標，或者不顧長者和兒童生命安全的「躺平」政策，動態清零是現實情況下維護各方核心利益的有效選擇。
博弈論是戰略決策的有用工具。根據這一理論，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被迫做次優選擇以得到最合適結果，而不考慮對手策略的最優選擇往往在現實中導致最差的結果。「囚徒困境」是最著名的博弈論模型，為理解社會各方如何在合作與競爭之間取得平衡提供了一個框架。把這些戰略決策理論應用於香港防疫抗疫，我們發現，黃營和藍營的戰略行動最終會導致雙方的次優選擇，這種格局使港人能夠實現互利共贏。
然而，特區政府目前推行的「動態清零」政策需要進一步優化。我們強烈建議：國家衞健委引導香港醫管局成立統一防疫抗疫中心，建立「香港為主、中央指導」的工作機制；分區重點圍封強檢，不求全社會完全清零，但求儘量壓低總體感染數量和傳播鏈；請求內地幫助，儘快提高檢測能力和速度；鼓勵企業、機構等強制要求員工打疫苗，落實和普及疫苗通行證；善用科技手段，落實具有追蹤功能的健康碼，並以相應的立法和司法措施保護市民隱私；以手機APP為主，以電話熱線為輔，為「居安抗疫」計劃中的市民提供專業的防疫抗疫服務；整合政府資源，特別是納稅人供養的公職人員，動員他們更多投入抗疫一線工作等等。
除了這些舉措之外，當務之急是請求中央安排內地人力和資源增建方艙醫院，把所有輕症患者集中治療和護理，把防疫抗疫重心從「居安抗疫」轉到「方艙治療」上。面對海嘯般的新冠疫情，為維持醫療系統的有效運作，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特區政府實施了「居安抗疫」計劃。衞生署根據《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賦予的權力，向新冠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發出14天強制家居檢疫令，並於其後7天自行監察及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家居接觸者（次密切接觸者）發出4天強制家居檢疫令參加該計畫的人士需要留在居所中，佩戴電子手環，定期檢測身體狀況，定期進行快速抗原檢測，以及遵守衛生署制訂的其他家居檢疫指引。民政事務總署因應「居安抗疫」計劃，設立24小時電話熱線，支援並協助接受家居檢疫人士。
「居安抗疫」是隔離設施不足下不得已的應急做法，其實並不適合香港社會環境，因為在所有國際大都會中，香港的住房條件是最差的。本港人口稠密，老年人數量大，高樓大廈林立，居住環境狹窄，部分居民樓年久失修，病毒容易垂直或橫向傳播，因此家居檢疫並不理想，政府實行家居檢疫實際上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更何況，“居安抗疫”計劃需要市民高度主動配合，可是由於政治原因，部分市民對此抱逆反心理，因此計劃的效果大打折扣。我們建議特區政府立即升級抗疫策略，主動尋求中央支持，利用郵輪碼頭、會展中心、體育場館、閒置校舍等快速建立有2萬床位的方艙醫院，把輕症病人從社區轉移到方艙醫院進行治療，做到「寧可讓床等人，也不要讓人等床」 「應收盡收，應治盡治，不漏一人！」
建設和啟用方艙醫院是內地抗疫成功的關鍵舉措。武漢抗疫之初，第一批有4000張床位的3家方艙醫院僅用29個小時就建設完成，有效緩解了新冠肺炎患者「收治難」問題，使輕症患者能夠得到及時有效治療，避免病毒在社區滯留和擴散，大大降低了輕症向重症的轉化率。當前香港病人數量呈井噴式增長，大量病人在社區和社會流動；與此同時，醫療資源緊張，床位不能滿足應收盡收的要求，社會面臨著延誤治療時機、造成疫情擴散的雙重壓力。面對本地確診個案幾何級數增長的危急形勢，特區政府宜果斷向中央求救，建設方艙醫院，在最短時間內、最大限度地調集有效資源，及早控制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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