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今次的話題不是新聞，對於香港但凡爆發甚麼大事，曾鈺成都會發表一些奇言怪論的現象，亦早已見怪不怪，但是看到對方早前接受訪問時，稱香港在「動態清零」與「與病毒共存」的爭論，已經變得所謂的政治化，又指「與病毒共存」並不等於躺平，而是透過疫苗接種，以及張弛有道的防疫措施，維持感染情況在可控的範圍內，繼而令社會產生「自然免疫」，便不得不反駁一下。
首先談一談所謂的政治化，其實「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作為抗疫策略，除了會牽涉人命和整體國民健康之外，還會影響大眾的日常行動和經濟活動，當中必然涉及社會資源的分配與再分配，而不同的抗疫策略，對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受益或受損程度，亦會有所不同。用曾鈺成的話來說，採用何種抗疫策略，便會有不同的「代價」，或曰機會成本。
換言之，包括曾鈺成在內的不少人，當討論採用何種抗疫策略，都會把所謂「代價」的問題考慮在內，而所謂「代價」背後，已涉及到價值判斷（value judgement），當中亦已暗藏着一種意識形態，甚至是某一種政治信仰。因為我們若是純粹從醫學角度探討的話，要考慮的因素，便只應該是哪種策略，能把病發率、死亡率，以及新冠後遺症人口減至最低。
箇中答案，其實早已是不言而喻，否則不論現在主張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西方國家，為何早期亦是跟中國一樣，採用積極阻止疫情擴散的手段呢？是故，曾鈺成口中的「代價」，其實蘊含着經濟代價與國民健康代價之間的取捨，而這種取捨的背後，最終又會令哪個社會階層更有利呢？顯然，這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換言之，當討論抗疫策略時涉及「代價」考慮的一刻，討論已經變得政治化。
反之，曾鈺成指討論變得「政治化」，則是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畢竟，若論「政治化」一詞的本義，是某個事項本來跟政治無關，有人卻在討論過程中滲入了其他的政治考慮，只是現時更多人把「政治化」，視為訴諸人身的代名詞，例如不討論某項政策的對錯，而是單純地認為支持或反對某個做法，等同於支持某種政治立場或陣營。
問題是：包括曾鈺成在內的「與病毒共存」主張者，又是純粹從科學或醫學角度探討問題乎？他們有提到證據或論據，證明採用「與病毒共存」的死亡、感染或新冠後遺症數字，會比採用「動態清零」的數字低，或至少是一樣嗎？沒有！反之，不少反對「與病毒共存」的意見，都不是因為國家仍在堅持「動態清零」，而是質疑「與病毒共存」的可行性，並有提出反駁論據。
以曾鈺成提出「與病毒共存」的論據為例，所謂「躺平」是指有否積極外防輸入、內防反彈而言，而病毒由於會因演化而出現變種，令感染過新冠的人痊癒後，仍有機會再被變種病毒感染，英國王儲查理斯便是典型案例。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經驗均已證明，即使現時疫苗接種率高達9成1，仍能每天達到兩萬，過去宣稱疫苗接種率高，便能建立群體免疫的說法，已經站不住腳。
由是觀之，純粹從醫學角度來看，曾鈺成宣稱「與病毒共存」目標，是令社會「自然免疫」的說法，至少在現階段的情況並不可行。問題是；曾鈺成真的不知道嗎？若是真的不知，尚且情有可原；若是知道現階段不可行，而是因為顧及所謂的「代價」，於是主張「與病毒共存」，真正想令防疫策略討論過程中，把某些人、某些階層的利益因素摻雜進去，而令討論變得政治化的話，曾鈺成說出這些話的動機，便有點耐人尋味了！
文：陳凱文
學研社成員、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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