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曾經多次撰文，提醒香港在完善選制之後，所謂建制派開始出現右傾的勢頭，彷彿建制內再沒反對派此一政敵，便能肆無忌憚地建議港府削減各項福利，拆毀香港原有的社會安全網。從意圖阻止高球場收地作興建公屋用途，到要求削減長者優惠，再到近日有建制派宣稱最低工資推高物價，削弱了香港飲食業相於對大灣區等鄰近市場的競爭力，因而主張將其取消。
所幸的是，有關當局似乎明白此等勞工福利政策，有着維護非傳統安全的重要作用，所謂取消最低工資的建議，非但沒被接納，反而進一步完善，並在今年五.一勞動節假期前夕，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通過了新的最低工資檢討機制，包括將於2026年5月1日起將最低工資水平改為「一年一檢」，並引入「可加不減」方程式計算調整水平，上述新檢討機制實施5年至10年之後，港府才會再作檢討。
事後，部分商界代表一如既往地反對，如：香港僱主聯合會主席鄺永銓質疑，新引入的最低工資方程式，只摘取整體本地生產總值和生活成本等數據，未有納入其他不可量化的因素，包括商界負擔能力、行業對未來市場發展的信心等，擔心容易有「偏頗」。此一說法有趣之處，在於對方提到的未來市場發展的所謂「信心」，只是建基於主觀判斷，假如建基於可量化的客觀數據都構成所謂偏頗，把純粹是僱方主觀看法的所謂「信心」，納入衡量最低工資加幅的標準，不是更易造成偏頗乎？
另一種商界代表的慣常說辭，自然又是拿所謂的「競爭力」說事。以代表批發及零售界的立法會議員邵家輝為例，便像他的黨友張宇人一樣，又再宣稱最低工資會會削弱本港「競爭力」。然而，這些人口中的「競爭力」，究竟有沒有一套可量化客觀衡量標準呢？沒有的話，「競爭力」便如同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例如勞方也可以說，最低工資只有追得上通脹，才能維持工人的主觀能動性，同時避免工資低於綜援，並穩住草根階層的應聘意慾，從而保住了香港的「競爭力」。
然則，邵家輝口中的「競爭力」，衡量標準是什麼呢？是成本。他在訪問中宣稱：「競爭力是視乎我們的成本是多少，如果成本高，整個競爭力就會低」，但這說法有一個問題：成本若是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瑞士有着接近全球最高的最低工資，2023年是每小時23瑞士法郎，折合為197.06港元，但根據2023年IMD世界競爭力年報，瑞士排名第2，香港則排名第7，而且若論名錶製造業的話，相信沒有人會質疑瑞士的競爭力。
可以看到，邵家輝跟部分人的商業觀，似乎仍是停留在過去港英統治時期的血汗工廠年代，單單認為跟人鬥便宜，便等於有競爭力，但香港早已過了嬰兒潮幾十年，再沒所謂的「人口紅利」，無論如何壓榨工資，也低不過後發國家或地區，意味着鬥人工平的策略早已行不通。是故，其他發達國家早已從產業升級的層面著手，靠研發新產品、質量、口碑和品牌打造，建立產品的獨特性，從而維持和加強競爭力。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香港不可能現在才去搞名錶，我們舉一個普羅大眾都能接觸到的例子：燒臘。同樣都是賣燒鵝，為何有些食肆賣得便宜也沒人幫襯，有些食肆即使售價賣得比別人貴，又那麼多人吹噓香港飲食和零售市道不行的情況下，店前依夠能夠每日大排長龍？難道是因為靠老闆壓低燒味師傅的工資嘛？肯定不是，唯一能夠解釋的答案，便是食物質量上取勝。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定，成本是維持競爭力的其中一個要素，但前提必然是產品和服務沒啥獨特性，並且在質量上能跟競爭對手一樣，才可以靠製造平替維持競爭力。可是既然要說成本的話，數據顯示最低工資在2010年設立以來，不但低於鄰近的亞洲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且追不上通脹漲幅。相比之下，單是香港舖租去年的整體加幅已有14.8%，如此推論的話，是否舖租狂飆才是破壞香港競爭力的元兇呢？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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