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城關注的黎智英案，終於在上周正式開審。在審理黎智英涉嫌勾結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前，法院須先處理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檢控時限爭議。事緣《刑事罪行條例》第11條規定：就第10條 (煽動罪)所作出的檢控，只可於犯罪後6個月內開始進行，但黎智英現時被控於2019年4月1日至《蘋果日報》停刊的2021年6月24日觸犯該罪，而他被帶到法庭加控煽動罪時，已是2021年12月28日。
辯方為此指出，上述法例加設追訴時限的立法原意，是要當局盡快檢控，以此阻止煽動刊物的傳播，而非不作為再在事後以串謀指控繞過追訴期限，因而質疑控方提訴時，《蘋果》停刊已超過六個月追訴時限四日，即使有發布煽動刊物的行為，控方也不得提出檢控。同理，停刊前兩年以來所發布的刊物，亦已超過法定追訴期已不得提出檢控。
法官則接納了控方的說法，指黎智英自2019年開始的兩年期間，接連發布169份煽動刊物，屬刑事訴訟概念上的連續犯 (continuing offence)，即被告基於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實施性質相同的數個行為，所以可被視為同一共同犯罪活動。其六個月的追訴時限，亦應由串謀結束當天，即由《蘋果》停刊的21年6月21日才開始計算，而不是視對方曾涉嫌作出了169次的煽動行為。
至於何時才算開始檢控的問題，三名法官則指法庭在21年12月14日時，已收到控方信件，滿足了《裁判官條例》中提供資料向法院申訴或告發罪行的要求，之後發出傳召被告到庭屬法庭工作，所以本案的檢控已在12月14日開始，又指被告被帶上法庭才算檢控工作的開始，將出現法院因遭遇突發情況而延遲開庭，最終導致被告免被檢控的可能，不符設定起訴時限的立法原意，故駁回了辯方的質疑。
由於黎智英的裁決結果仍沒裁定，所以本文不打算評論對方的煽動罪應否被判罪成，而是只把焦點放在煽動罪追訴時限的爭議之上。單純從法理上而言，被告人若在同一犯罪意圖之下，接連多次作出犯罪性質相同的行為，確實可被視作連續犯，問題是被控的犯罪行為若沒追訴時限，又或者控方能在起訴時限前落案起訴，又會否不引用連續犯的概念，而是把被告多次作出的犯罪行為分開檢控呢？
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因為煽動罪首次被定罪，與其後的定罪在罰則上，其實有所不同。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0條規定：「第一次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而被告人如被視作連續犯，既然對方的犯罪行為只被視作一次，即使法院從重處罰，最高刑期亦只有兩年，更不可能出現一罪一罰、分期執行的情況。
換言之，假如控方能在追訴期限之內，對被告人多次的煽惑行為分別提出檢控，對方最終需要的服刑時間，便有會比視作連續犯更長。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現時控方不是單純地起訴黎智英發布煽動刊物，而是加入了「串謀」的犯罪元素，由於煽動罪沒列明串謀煽惑的刑罰，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1I條：任何人被裁定犯了一項可公訴罪行，而除此處外，並無任何條例訂定該罪的刑罰，則可處監禁7年及罰款。
驟眼來看，以串謀煽惑起訴被告人的連續犯罪行為，刑期比第10條的兩年或三年長，但是現行煽動罪既然沒列明串謀煽惑的罰則，所謂六個月的追訴時限，又是否適用於串謀煽惑的檢控？若否，法院為何還要煞有介事地糾結檢控應從算起？控方為何不把對方169次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之行為，變為169條控罪，而要引用連續犯的概念，把被告人多次的串謀煽惑行為，只視為一次的共同犯罪？
除此之外，辯方提到煽動罪的立法原意，某程度上其實值得正視甚至肯定。單純從法理上而言，被告人只要作出甚至是準備作出任何的煽惑行為，控方只要掌握足夠犯罪證據的話，便可以即使提出檢控，何以香港竟能出現接連發布煽動刊物，作案時間達兩年以上，律政司都不作檢控之事？如此荒誕的現象背後，是否反映檢控機關在《港區國安法》頒布前的廿多年，甚至是法例頒布之後，都是不作為呢？
更重要的是，這樣不作為的背後原因又是什麼？得罪人說句，本案提訴之前，被告人的報章已辦了廿年以上，作出的煽動行為亦非始於2019年，若歷屆港府的檢控機關不是不作為，甚至畏首畏尾的話，香港在回歸後的政治生態，可能大有不同，甚至有可能不用倒逼中央出手，透過制定《國安法》來平息修例風波矣！由是觀之，撇開黎智英案的法理問題不論，所謂起訴期限的爭議背後，其實反映着香港檢控機關在回歸後的怠職問題。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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