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曾是一個老牌的歐洲強國，依靠國人大無畏的開拓精神和強大的航海技術，在大航海時代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然而，如今的葡萄牙雖仍屬發達經濟體，但已位列西歐最窮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經濟增長緩慢，屢次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國際金融市場對其經濟前景長期持悲觀態度。
當今葡萄牙衰落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是其創造性和經濟活力的喪失，與薩拉查時代獨特的社團資本主義不無關聯。社團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同利益集團為協商和分配利益而組織起來的政治權力結構。薩拉查時代的葡萄牙基於社會階層和功能組織建立社團主義體制，試圖通過國家領導社團所聚合的集體利益實現社會行穩致遠、持續繁榮。
社團主義的原型是歐洲中世紀的行會制度。行會是利益集團參與政治的重要途徑，是其與國家博弈的工具，維護和協調其成員在經濟、社會、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等諸多方面的利益。然而，這種制度設計壓制個人自由和創造精神，與法國大革命後歐洲出現的個體主義價值觀對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興起後逐漸式微。
薩拉查的社團資本主義治理思想直接來源是天主教階級與社會合作理念，但也深受黑格爾、塗爾幹社會仲介機構思想的影響。薩拉查攜手大地主、大資本推行國家主義，強調國家相對於社團和公民權利的優先性，在經濟上由企業主、工人和政府合作，通過法定機制實現在國家層面上的共治。這種治理模式重建了社會秩序，擺脫了社會動亂，但卻鼓勵出現大批假裝政治忠誠的偽君子，並為權力與資本交換利益提供合法性。
葡萄牙的社團，不僅有社會組織功能，也是一種政治組織，參與政治活動，擔任民意代表，提出政策倡議並為政府輸送管治人才。許多葡萄牙社團都是由具有足夠經濟實力的商人發起，沿襲了「先發財致富，後影響政府」的傳統路徑。這些社團領導人與政府部門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免不了形成新的利益集團。他們與政府結成同盟，既為葡萄牙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為社會穩定盡一份力，更追求自身的政治與經濟目標。在社團主義治理模式下，葡萄牙政府與工商界的精英結成聯盟，包括財團老闆和高管、社團組織、專業人士、知識份子等等。精英聯盟長期主導政治和經濟政策，雖然有助於維護社會穩定，但一直無意解決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等深層次矛盾，不利於葡萄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資本階層增加了自己的財富，政府充實了財政，但問題在於廣大中產階層、社會基層的收入長期得不到增長，社會怨氣積重難返。
1933年，葡萄牙議會通過薩拉查主導制定的國家勞動法。該法賦予工人包括休假、福利等方面的權利，但要求工人服從國家和資本利益，將個人工作與國家計畫相協調，並且禁止工人自行組織工會和罷工遊行。從表面上看，薩拉查穩定了葡萄牙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但其主要的經濟政策是犧牲工人、農民乃至中小資本家來保障國家財政和大資本的利益。國民的整體生活水準並沒有太大的提高，甚至還有所下降。同年，為提高小麥產量，薩拉查發動「增產穀物運動」，強迫許多種植葡萄的小農改種小麥，但政府和大地主協商和控制糧食價格，允許地主用實物代替現金發放工資，使農民僅拿到遠少於實際應得的工資，依舊深陷貧困狀態。
薩拉查於1970年7月離世，1974年4月葡萄牙發生康乃馨革命，結束了薩拉查一手打造的社團資本主義。然而，薩拉查統治的負面影響延綿至今，造成所謂的「葡萄牙病」。1983年葡萄牙外債曾高達136億美元，通貨膨脹率高達25％，失業率超過10％，人均GDP在西歐排倒數第一。直到1986年加入歐共體後，葡萄牙經濟才有所改善。
「葡萄牙病」的主要表現都指向社會發展停滯。首先，葡萄牙經濟效率不高，宏觀經濟環境、公共機構品質和技術創新水準遠遠落後於西歐發達國家。社團資本主義導致資本可以依靠與政府的關係賺錢，缺乏創業創新精神，製造業特別是創科產業發展緩慢，資本階層熱衷於發展服務業和房地產。
其次，產業結構失衡，高新技術產業占GDP的比重明顯低於德國和法國，而農林漁業產值所占的比重卻相當高。這種產業結構意味着葡萄牙在歐元區經濟中的整體競爭力較低，對外貿易處於不利地位，經常帳戶容易出現赤字。
第三，壓制個體自由，創新能力差。技術創新是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但資料顯示，葡萄牙的研發經費支出明顯低於德、法等國家，專利數量也大幅落後。2009年葡萄牙的專利數量僅為德國的 0.6%，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葡萄牙在創新能力方面的差距。
葡萄牙的歷史告訴我們，缺乏個體主義精神、沒有良性競爭的資本主義，是所有現代制度中最惡劣的治理模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香港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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