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即俗稱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已於本月15至18日在北京舉行，並在會中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決定)。之所以說此次會議舉世矚目，是因為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屆三中全會都有重要政策和決定出台，所以留意三中全會公佈的決定，將有助於了解國家未來嘅年的政經發展脈絡。
縱觀今次的《決定》文件，除了涵蓋上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六個堅持」，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守正創新、以制度建設為主線、全面依法治國，以及堅持系統觀念，還首度提出了「七個聚焦」，即：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建設美麗中國、建設更高水平平安中國，以及聚焦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長期執政能力。
在此基礎上，《決定》提出了14個改革方面，涉及：市場經濟體制、高質量發展、創新體制、宏觀經濟治理、城鄉融合發展、對外開放體制、全過程人民民主、法治體系、文化體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生態文明體制、國安體系和能力、國防和軍隊改革，以及黨的領導水平。除此之外，今次《決定》還定了新中國成立八十周年的2029年，完成上述改革，以求2035年完成「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可以說，這是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的五年計劃。
誠然，《決定》提到的黨建、軍改、政制、法制，以及城鄉融合，普遍的香港人都未必感到興趣，內地的民生保障，又不太關自己的事，所以坊間大部分的分析，都較為著眼於文件提及香港的部分，如《決定》第19條、第27條，以及第32條。與此同時，由於第32條主要涉及統戰，所以不少表態文章都把焦點，放在涉及經貿發展的第19條和27條，然後大談所謂的「定位」和「機遇」。
可是這樣的分析，實在是流於表面，不利於明白香港何以有此「定位」，亦未必有利於發現所謂的「機遇」。事實上，要找準香港的「定位」，應先從國家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從而明白香港當前的地緣政治形勢，之後在此基礎上，認知國家的國家安全和發展觀，藉此了解內地經貿發展的主要方向。只有這樣，才能明白香港之所以在《決定》中有此定位，並從中找到機遇。
先說國際形勢的判斷，文件中雖然只有短短的「紛繁覆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一句，但這句話已意味着過去20年所提的「和平發展機遇期」，某程度上已成過去式。簡而言之，隨着國家展開改革開放以來，綜合國力不斷提升，一躍提升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已被冷戰結束後成了單邊霸權的美國盯上，所以未來將須面對更為複雜甚至更嚴峻的國際形勢。
用接地氣的說法，便是國家再難像過去一樣「悶聲發大財」。過去香港曾有一些綏靖主義的觀點，質疑國家現時面對的外交環境，源於所謂的「太戰狼」，摒棄所謂的「韜光養晦」，這種想法不過是政治幼稚病。國家在外交上如何忍讓，經濟體量都已變為第二，美國為保其霸權，都會出盡全力搞你，過去的蘇聯如是，視美國為老大的日本亦如是，意味着外交上完全屈服於美國，實際上也沒啥用。
在這國際形勢上，除了兩岸擦槍走火的機會驟然增加外，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亦會調整對華策略，經貿上亦必然受到影響，所以我們可在文件當中發現，國家一邊積極擴大內需，減低出口依賴，構建內循環為主、外循環為輔的發展格局，另一邊廂則是推動「高質量發展」，說白一點是遏抑高耗能高污染產業、樓市上去槓桿，以及推動第四產業的發展，以免被他國在技術上「卡脖子」之餘，嘗試搞出獨創性的科研成果或產品。
有了上述認知後，我們便能預料香港所面對的地緣政治及經貿形勢。簡而言之，便是香港買辦階級過去靠着國安不設防，換取政經上左右逢源的時代，已經一向不復返，因為根據歷史的發展規律和日本經驗，只要國家的經濟體量還在，美國便不會因為你在外交上綏靖而停止打壓。有人如幻想着所謂的「放生」，或者是《國安法》變為紙老虎，便能換來歐美勢力不打香港牌，無疑是「癡人說夢」。
當然，外交上的企硬，不等於國家停止對外開放，所以《決定》第27條仍以「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視為發展目標，香港仍可在離岸人民幣業務、協助內地企業在港股市場融資、協助國產商品銷往海外的業務上，發揮積極作用，但在歐美持續向外企施壓，意圖減少對華投資和進口商品，加上美元息口一直高企的當下，香港實在有必要在拓展亞非拉市場方面，多下一點功夫。
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香港在董建華年代雖曾有意推動高新科技發展，但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的經濟低迷，令當時的港府忙於救市，導致復甦後的經濟又再變回樓股投機活動主導，因而錯失了香港發展創科產業的最佳時機。在香港現時在創科層面已比外國，甚至內地部分城市落後的情況下，由零開始推動香港的創科發展，確實不太現實。是故，《決定》給予香港的任務，便似乎變為招攬人才，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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