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的文章提到，長和集團日前擬向美國貝萊德財團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等資產，惹來了此項交易有否違法的爭議。為此，有人於媒體撰文指出，在整個法律體系中，並非每一項法律條文都直接寫明違反的後果，例如原則性條文一般不會直接規定罰則，但是沒有寫明法律後果不等於沒有法律效力，比如「“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這項原則去年已被寫入香港法律，成為具法律效力的法律條文。若以此觀之，今次交易的後果是導致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受損，直接違背該項原則性條文，違反法律原則性條文也是違反法律。
這一說法雖說不能是錯，但有幾點值得商榷。首先，文中提及的條文，位於《維護國安條例》第1部導言的第2條「條例的原則」之中，從條文標題及其內文來看，這是一條闡述立法原意及原則的條文。簡而言之，便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由於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所以特區政府須根據《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自行立法制定《維護國安條例》，以此防範和依法制止危害國安的行為，你很難單靠此一原則性條款，用作規管個人和自然人的具體行為。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既然沒有清晰的條文，闡述某個具體的行為如何危害國安，公檢機關又該如何提出檢控的理由和證據，法院又怎樣判別被告人有罪還是無罪？
二是我們即便假定某個具體行為，確實危害國安或損害國家發展利益，不符合上述的原則性條文，但是條文既然沒有述明具體罰則，法院又該當如何判罰？總不能判其有罪但不處罰吧？
其三是同樣在《維護國安條例》第2條，「條例的原則」可不只一條，除對方提及的第(a)款之外，尚有第(c)款：「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應當按法治原則堅持積極防範，依法制止和懲治，據此 ——(i)法律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很明顯，這條款述明了當局應當恪守私法「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則。
簡而言之，便是某種具體行為，即便有損害國家安全或發展利益之嫌，不符對方提到的原則性條文，但是只要沒有明確的條文加以禁止，公檢法機關便不得加以逮捕、檢控或者處罰。換言之，假如出現此等情況，便只能視之為現行的《港區國安法》和《維護國安條例》存在法律漏洞，被其他人成功「走法律罅」，當局只能根據《基本法》及現行的維護國安法制，即時採取法定的補救措施。
最直接的做法，自然是由行政機關提出法律修訂，再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但是這又會衍生兩個問題：
一是即使現在已經完善了選制，但是縱觀過去的立法效率，由提出修訂到三讀通過，從未試過像港英時代一樣，在一天之內完成立法，意味着交易很有可能在成功立法前完成；
二是相關修訂若是將某項行為列作刑事罪行，須遵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不溯及既往原則」，否則有可能被視為違憲。
當然，所謂修訂必須以現行法例的確存在漏洞為前提，若某項作為或交易，可以現行法律中的協助罪論之，即可以於對方完成後以法律追究，可是誠如前文所述，協助罪必須證明被告人存在「雙重故意」，若賣方不知其交易可為別國實施制裁提供助力，或天真地認為交易不會為別國實施制裁帶來助力，即使交易最終完成，並且損害到國家的發展利益，賣方也有可能在耗時七至八年的訴訟當中獲勝。
如此情況之下，便衍生另一個問題：現行法例之中究竟有沒有甚麼條款，可以立即禁止對方完成交易呢？似乎有，但是礙於篇幅，只好遲點另撰一文再論析之。
文：陳凱文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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