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現任耶魯大學資深研究員羅奇(Stephen Roach),星期一(2月12日) 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題為「我很難過地說香港玩完了!」(It pains me to say Hong Kong is over)。「香港已死」的說法由來已久,早在1997年前已出現,1995年美國《財富》(Fortune)的封面故事就是《香港已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接近三十年後,羅奇今天又宣稱香港已死,拜讀全文,發現沒有什麽新見解,主要傳達的信息是:香港在對應三項持續負面的發展時已無計可施,因此「玩完」。
我們逐樣分析一下三項持續負面的發展。
第一個看法是:「香港的自由市場已被專制的沉重枷鎖束縛」( 「Hong Kong’s free market has been shackled by the deadweight of autocracy”),「香港沒有政治上的自由裁量權來制定自己的路綫」(「Hong Kong has no political discretion to chart its own course”),簡言之,香港經濟和股市已不再是「自由市場」。
我們先不論他「不再自由」的說法是否合理,但要先問一個問題:香港經濟和股市的成功是否歸功於「自由市場」?
香港曾被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譽爲「最喜愛的自由市場」,美國傳統基金會更一直在《經濟自由度指數》選香港為最自由市場,但香港近四十年的經濟和股市崛起是因為中國。
上世紀 80 年代,香港股市的規模細小,直到 1993 年巴頓.比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士丹利當時的全球策略師,史蒂芬-羅奇的同事)短暫訪問深圳後宣布「最大限度地看好 」中國,以及隨後中國當局允許中國公司在香港上市, 自此,紅籌股和 H 股大行其道,香港被視爲投資中國大陸的首選。
香港是否是一個自由市場,並不是美國基金經理對香港股市感興趣的主要原因,他們是對中國故事感興趣,也就是香港分享社會主義國家公司的紅利。香港作爲一個自由市場,僅在於資金自由流動、參與的便捷性和效率,以及其法律制度的保護。如今,這些特點在實質上依然存在,儘管香港受到《國安法》,或中國對港日益主導的影響,但這些不會、不應該對通過香港的中國故事産生負面的影響。歸根結底,中國投資環境的回報-如淨資産收益率(ROE)和監管的可靠性才是關鍵。
第二個觀點是,中國自身的 「結構性問題」(債務、人口和通貨緊縮)以及 「房地産市場和地方政府融資工具的周期性壓力 」導致「在香港上市的中國企業、對中國敏感的服務業對香港造成了附帶損害」(」the collateral damage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listed in Hong Kong and the city”s China-sensitive service sector」)。在此,羅奇認爲香港無法幫助/改變中國的經濟未來。但他基本上已經預先判斷中國經濟「注定要完蛋」,因爲 「鑒於勞動力萎縮和令人擔憂的生産率前景所帶來的長期不利因素,任何反彈都可能是短暫的」(」any rebound is likely to be short-lived in light of lasting headwinds from a shrinking workforce and worrisome productivity prospects”.)。誠然,這些的確是問題,也衆所周知,更非常糟糕,但羅奇也太快否定了中國政府解决這些問題的能力和努力。要知道,投資經理最重要的是他的業績記錄,在這一點上,中國的經濟管理業績是過去 40 年各大國中最好的, 因此,我認爲,中國的經濟前途大有可為,中國好,香港自然好。
最後,羅奇的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看法,即 「中美競爭和友邦關係惡化」,這在未來幾十年不太可能緩解。但我和羅奇的看法是相反的,從東盟的情况來看,其結果可能不是「香港與其許多最大的亞洲貿易夥伴之間出現問題」,也不是迫使東盟國選站美國,相反,美國會被放棄可能會越來越大,而中國則會在這些東盟夥伴中贏得地位,這也會使香港受益。
未來幾個月,香港是否會被接納爲 RCEP 成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香港于 2022 年 1 月提交了申請),我們拭目以待。
文:悠 然
學研社成員、傳媒人、經濟人,從事媒體編、寫、評、教工作達二十年,擅長發掘繁雜時事問題背後的故事,並把過多的好奇投入到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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